提要

　　“我们拿着钱去资助，是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在满足什么样的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做教育，要了解学生需求是什么。但往往听起来特别简单，在判断上可能也很容易很快速的拿一个很漂亮的解决方案、很有撬动性的项目来说，但经常忽略了我们背后的服务对象。”

　　编者按：

　　中国的资助型基金会发展时间并不算长，其中被大家较为熟知的有2007年成立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有三种：一种资助社区服务和公益项目；一种培育非政府机构和社会企业家，比如阿育王；第三种资助学术研究和思想库。南都基金会是前两类。”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华儿慈会），是继南都成立之后，同样明确定位于走资助型之路的基金会，在2009年9月获国务院批准，2010年1月正式成立。在进行了前期试验之后，中华儿慈会在2011年7月推出了”童缘“少年儿童公益慈善资助项目，成功走出“资助型”的第一步。

　　近日，中华儿慈会联合浙江敦和基金会举办了“基金会资助型之路发展论坛”，邀请公益界资助型基金会专家，围绕资助型基金会的发展与运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对话。

　　在国际公益组织资助之路的圆桌话题中，全球联合之路的大中华区能力建设总监陈文良、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长薛一心、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公室主任陈函思，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在各自资助领域的实践经验。

　　全球联合之路：联合之路于1887年成立于美国的丹佛，1974年，国际联合之路成立，2009年，美国联合之路与国际联合之路合并为全球联合之路。其使命是通过动员社区各种关爱力量，提高生活质量，发展公益事业。联合之路慈善活动遍及全球, 有4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本地组织，年筹款额51亿美元，在全球拥有1100万捐款人和250万志愿者。

　　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1998年博珍妮女士在美国加州创立了半边天基金会，致力于改变中国弱势儿童的生活。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半边天累计投入的海外善款超过2亿元人民币，使58个项目点中的122,000余名弱势儿童受益。2012年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成立，它接过爱的火炬，正在接手并发展半边天的工作。

　　澳门同济慈善会：于2006年在澳门注册成立。慈善会在中国澳门地区开展培养青年人才及改善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工作；在中国内地，重点资助教育改善公益项目，以帮助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儿童接受公平优质的教育。至2015年，澳门同济慈善会的项目分布于全国18个省及地区，约40500余名儿童从中获益，2260多名教师及儿童家长接受慈善会项目所提供的培训和支持。

　　（话题主持人为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秘书长李志艳）

　　“拿钱做什么？”——公益，从社会需求出发

　　李志艳：中国的资助型基金会还比较年轻，我们追求成为专业的资助型机构。你觉得专业资助机构和不专业的资助机构相比到底哪点不一样，专业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陈文良：一个专业机构和一个不专业机构的最大差别是，专业的机构会跟它的利害关系人共同做决策，制定战略。不专业的机构比较容易想到自己资助者的地位和他要的程序，所以它会聚焦在资助，过于本位主义，过于重视自己的观点，但是作为一个专业机构的话，它会更宏观一点。

　　联合之路之所以在美国立足一百多年，最重要的基础是从社区开始，在社区里取得发言权和认可，也是因为它所资助的事情是社区里公众所认可的事情，跟社区的互动非常深，特别它能够反映出社区的期待，因此，一个专业机构它要能够在自己一个资助过程当中累积这样一种认识。

　　比方说它在一个新兴城市里面去做资助的话，它一定跟孩子教育有关，跟所谓我们叫移民移工这样的人有关，可能跟老龄化有关，联合之路资助什么？其实在每一个国家不一样，看那个国家的联合之路生存和筹款过程当中所看到的社会优先顺序是怎么样的，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真正专业的机构要能够反映出社会的期待。

　　薛一心：我从过去20年做商业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不管是公益领域还是商业领域，要看这个组织够不够专业，一定看它是不是有系统，有组织，有规定，才能有规模有程序。放之四海而皆准，来看公益组织的话，这些也可以拿来做标准的。

　　我从被资助方的角度来看，最大差别是，国外基金会会先从了解我们的策略角度，看我们长期跟短期的需求到底在哪里。我们现在最大资助方会听我们说未来的愿景是什么，2020年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慢慢抽丝剥茧，告诉它最缺是什么，是信任。99%的资助方都要直接捐给你的受益人，捐赠你的项目，换句话说就是限定性的捐款。

　　海外资助方做得长久的资助会先来问你们现在缺什么？You need to keep the lights on（你的办公室里要有光线才能做事）。他们了解国内资助方在目前的状况下，很难有人愿意资助你电费水费，而且我们也是要吃饭的。只能说很多在国外运行多年的资助方比较能够看得长远，看到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帮助你建设能力、帮助你找到一流人才，这样才能让你的项目在国内永续经营。

　　陈函思：作为一个（资助型）基金会，最重要一点是要认识到，我们拿着钱去资助，是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在满足什么样的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做教育，要了解学生需求是什么。但往往听起来特别简单，在判断上可能也很容易很快速的拿一个很漂亮的解决方案、很有撬动性的项目来说，但经常忽略了我们背后的服务对象。我们想解决的问题是否能够解决？或者说认识清楚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步判断你是否专业的准线。

　　第二，基金会是一个服务方，我们其实为所有人服务，只是说通过服务一个公益组织，或者支持个人或者学校这样的形式，服务其他我们想受益的人群。在服务的过程中，虽然这方面整个行业都特别新，但是不能把国外做的几十年的流程搬过来，程序是对的，但是很多事情都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这个过程中能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流程，那个流程符合我们服务方的需求，我们不断的在做的过程中探讨哪部分有问题，保持充分的沟通。我讲一个例子，我们与歌路营现在算是战略合作伙伴，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比较不信任，因为我们也很新。讲故事的方式大家都知道，但我不知道你下去（农村）是否对小孩有用。我们一开始不敢给她多少支持，只是支持20个学校，去一个县或者几个县里试一下，我们通过这个过程跟他们互动，中间有很多磨合，也有她们对我们不满，但我们坚持跟（歌路营项目）下去，去看她做什么样的事情，看的过程当中我们多了很多时间交流，消除了彼此存在的矛盾。

　　我们对杜爽正在探索的方向，首先认准她人是靠谱的，真的是在做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断地想办法。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给她更多更长远的支持，哪怕做一些我们也看不清楚未来的探索项目。其实这个过程是不断磨合、不断沟通，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拿钱怎么做？”——人，才是最本质的问题

　　李志艳：在与很多基金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听到一个抱怨，说好的项目太少了，资助机构的钱花不出去。反过来NGO经常说我们项目不错，为什么没有人资助我，你觉得资助型基金会应该怎么做，或者说你们过往是怎么做的？

　　陈文良：20多年前台湾的公益事业发展还很初期，联合之路资助NGO的时候做了一件事，就是带项目工作人员的工资。这改变了整个台湾NGO的生态，开始有本科生愿意从事这个行业，那时候刚开始的薪资，等于市场上大学毕业生当年的薪资水平，之后会根据NGO理事会年资的调整进行调整。这件事情推进了十年之后的好处是，大量的NGO因此而出现。不过，也陷入另外一个待处理的问题，我们有点变成民间的HR、NGO的人力资源部门，带来比如说有NGO工作人员出了车祸过世，来跟我们要抚恤金，我们成了事主。但抛开这些事情，总体上这对于养成NGO的氛围是重要的。

　　我鼓励大陆基金会考虑对工资和一些基本的运作做投资，这是必要的。这样能够养成一批坚强的NGO，然后我们才能谈有什么样的项目可以资助。包括儿慈会做童缘项目的资助模式，还有像银杏伙伴计划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需要更多。我观察整个大陆，特别是基层，还有很多事情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投资性的注入。

　　薛一心：就投资这个概念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来到公益界之后，从我目前的学习看到，其实公益界和商业界的雷同之处远远超过差异之处。我们服务于捐赠方，其实和我过去在商业界服务于投资方是一样的概念。就像我以前在商业界的时候也是劝我们员工不要把眼睛放在华尔街，应该把眼睛放在消费者，放在客户身上。在公益界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把专注力都是放在服务方的话，就会走错路，如果精力是放在受益人身上，只要他们实实在在受益了，不管故事说得再不好，不管再不会做流程，再不会写报告，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该投资的还会投资你。因为看回报率，谁能把投资报酬率做得最高，谁就一定能够持续做下去。

　　刚刚提到发展时间的问题，国内公益界发展最缺乏的就是人才，比方说我们春晖博爱的创办人当时找我这个职位就找了两年，最后还是请猎头公司来找。后来我想找专业的筹资主管，还是由猎头给我找到一家所谓专门在公益界找人才的公司，但他一句话告诉我，说在中国没有专业的筹资人才。

　　之后我理解到，原来我们真的是在起步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上面受到大家尊重的一些机构，比如说比尔盖茨基金会等，他们把精力放在帮助中国培养第一代的公益人才。我是半路出家的，相信很多人也像我一样，但是到了我们下一代就不是，会有很多科班出身的人才，项目、基金会运作都会越来越专业，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其次，沟通管道不够。我非常感谢儿慈会的平台，类似像儿慈会这样的基金会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让大家知道好的项目在哪里。另外从我们自己做项目来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跨足出去，把时间精力以及社交圈，做更多的跨界沟通？我只要有机会去财经论坛、企业发展论坛，就都会去参加。这样你才能有更多机会在企业面前阐述你的项目，才有机会让大家看到你项目的好，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

　　陈函思：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归结到人身上，就是怎么把事情做好，无论项目是怎么样，最重要这个人的本质是怎样的。因为项目是可变的，对于我们来说怎么去做？我们的工作就像星探一样，而且你要挖掘还没有成名的明星，将有可能成为明星的人，把他们挖掘出来。

　　培养人怎么培养？肯定通过做事情，你要支持他的想法，给他资源做项目，不一定一开始做得很大，但要有这样的机会，因为通过做事情能不断地去修正他的想法或者他的解决方案。然后这个过程中可以怎样把体量增大。

　　其实我觉得做项目的过程当中你会纳入很多人进来，你的服务对象，你的利益相关方，你要影响的教育，他们都是我们这一伙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接触了很多项目，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懂，然后不断有人跟我们说，我们这里知道一些，那里知道一些，你可能不知道这一块，我把这一块介绍给你，不断给大家引荐更多的资源。

　　我还是这样想，我们不是做什么公益，我们就是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其实有很多方式，你可以合作。商业机构你必须懂得它的运作是什么，你才知道跟它怎么合作。学术机构你要知道，政府你也要有联系，我们就要通过各种资源、各种平台去促进这种跨界的合作，这一系列的事情是为促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和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