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尚不仅对出家人布施，而且还要以慈善布施的形式，向贫病世俗人赠送。向贫穷人布施和对病人的关怀，始终都与为吸引他们参加佛教的说法同时出现。虽然许多僧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善；照顾病人、布施药品、向饥民分发食物等，但布施供物，正是要分配给那些以其慷慨大方，对世俗财产漠不关心，苦修等方面行为昭著的出家人。在发生灾荒或饥荒时，寺院或僧人常向饥民赈济放粥。

　　敬田和悲田到了6世纪末，才演变为一种常见的习惯。但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佛教僧众不曾将其部分财富用于拯救贫病。我们掌握有许多关于从事建福业和尚的名字，或者是照顾病人，或者是在饥荒时向饥民们分发赈济品。

　　5世纪末设立的僧袛户制度，在原则上来说，是一种从事社会救济的慈善机构。但是，功德在实际中的发展以及教理中慈善观念的发展在6世纪时曾特别明显，正是在这个时期才形成了一种真正中国式的佛教。

　　对敬田（指恭敬供养佛法僧三宝，便会产生无量的福分）和悲田（指以悲悯之心施惠于贫穷的人，会得无量之福）最为古老的记载，出现在德美（585-648）和尚的传记中。此僧是三阶教创始人的弟子之一。默禅师把他的“普福田业”遗赠给了德美，而德美每年都把所有的收入都用于敬田和悲田。他有时布施衣服，有时赈济粮食。该地区的许多“造福处”，大部分时间都空空然一无所有，有人前来要求他给予资金接济，他以提供必要津贴的方式给予帮助。这就是慈善机构的原则，如同宗教机构的基金是为了维持出家人的日常生活，即提供宗教仪轨和法事所必需的财产，这种基金是由不动产构成，其特殊目的，是一劳永逸地确定的。

　　在小乘经文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大乘佛教各种慈善活动的起源。原来仅限于小乘佛教中出家人有限范围的慈善事业，在大乘佛教中则推而广之，运用到了一切众生的身上：朝圣进香人、前往寺院参观的信徒、佛教大型集会的参见者、贫穷人、饥饿人、病人和牲畜。

　　这些慈善基金会从隋代才开始发展。某些土地的收入，为维持贫穷者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根据佛教僧伽中流传很广的做法，所期待的最大收入肯定来自于利用这些土地产品的投资。在842-845年左右，寺院病坊已被世俗化，李德裕曾向皇帝呈奏一道表章，要求把已改作他用的寺院的10顷土地分给京城的病坊，10顷分给各大州的寺院，把5顷分配给普通州的寺院。但是，他同样还要求用多余的钱放债，认为这种做法既方便又有利可图。

　　在此，我们发现了有关商业和宗教活动互相渗透的现象：如在无契约的借贷和虔诚布施中，经常使用属于神学范围内的保证，以使捐赠给佛寺的田产不受任何损害。但事实远不止如此。我们实际上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涉及到了一种相似的观念，即生息的本金。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似乎从未理解这种观念，同时似乎也没有出现过积累利息的观念。商人的活动主要根据商品的行市而买卖。如果他们发财致富，这就是一种运气或诡谲的事。

　　佛教僧众传入中国的是一种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通过积累供物和商业收入而组成的供品资产形成了一种公共财富，对它的共同管理要比单独经营的收效大得多，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形式是上述观念的宗教起源。有关布施的佛教理论，先于生息资本观念之前就产生了。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供物的资本化现象。无尽藏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制度。某位信徒的布施可多可少，但供物积累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整体财产，其获得利润的能力与个人供物的能力，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无尽藏的施主们都是该领域的股东，但这不是一个经济领域，而是宗教领域。财产和宗教效果的增加是同时发展的，而慈善布施和向世俗界的新投资，表现得则似乎更是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

　　摘编文献：

　　[法]谢和耐著《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