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典故
庚子事变后,京津地区一片狼藉,百姓哭号连天,求生不能。有感于此,湖州士绅陆树藩联络了江浙地区的众多士商,仿照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创立了中国救济善会,试图由南方出发,前往京津地区对受难的官商士民展开救援。事实上,救济善会是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类红十字组织。它的出现,与江南地区慈善力量在明清时期的快速增长有着重要的联系。善会善堂的大量出现、近代义赈的兴起以及红十字文化的初步传播,则是这一增长的具体表现。
一、江浙地区善会善堂的大量出现
有清一代,江浙一带慈善事业的发展势头相当迅猛,其中,善会善堂的大量出现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根据夫马进、梁其姿等人的研究,持续到民国年间的各类善会善堂,在明末清初时期大多已经草创,且种类丰富,包含育婴堂、普济堂、栖留所、清节堂、施棺局、综合善堂等。
那么,明末清初之际成立的善会善堂数量究竟几何?其中江浙地区又出现了多少善会善堂?下表可见一斑:
从上表可以看出,清初善会善堂有超过半数出现在江浙地区。其中,仅有的两所综合性善堂均地处江浙。这组数据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善会善堂在江浙的发展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更为顺利。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只有在经济较为发达,财富相对集中的江浙地区,善会善堂的创办者们才能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善会善堂的日常运转。
这一时期善会善堂发展中的不平衡特征十分明显。从善堂类上而言,育婴堂在数量上占绝对的多数。善会善堂在江浙地区的分布也十分集中,以数量最多的育婴堂为例,扬州、通州两处的育婴堂数量最多,分别有8 所与7 所,共15 所,几乎占了这一时期江浙地区育婴堂总数的三分之一。 随着之后善会善堂的发展,这种不平衡的特征逐渐消失。但是,直到清中期,善会善堂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的现象才有所改变。
至同光时期,江浙地区的各类善会善堂在数量已相当可观,并且在乡镇也有所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更是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江浙善会善堂的庞大规模并非其唯一特征。江浙各地的善会善堂并非处于孤立的状态,而是形成了网络状结构。以数量最多的育婴堂为例,在江浙地区,各种级别、各种类型的育婴机构,“形成了一个包容城乡的完整的育婴网络体系”,而这种城乡一体的育婴网络,是由多个育婴事业圈组成的。其范围覆盖江浙六府一州的地域。在这些育婴事业圈中,城镇育婴机构与乡镇育婴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乡镇育婴机构往往由于资金过少,无法实现将婴儿留堂照料,只能将婴儿送往城镇的育婴机构加以照料。久而久之,乡镇育婴机构与城镇育婴机构之间形成了明确的隶属关系。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江浙善会善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网络化的结构,覆盖了江浙地区。由此可见,江浙地区的慈善力量十分强大,并且深入基层,这是救济善会成立的重要基础。
二、近代义赈的兴起
清王朝后期兴起的近代义赈,是中国救荒史上的重要一环。近代义赈与江浙的联系,最直观的体现是其主办者大多为江浙人士。目前被学界认为最早进行近代义赈活动的李金镛即为江苏无锡人。同样位列义赈创始人的还有严佑之、谢家福、经元善、郑观应,4 人中除郑观应为广东香山人外,其余皆为江浙两省之人。此外,在“丁戊奇荒”时出力较多的士绅还有浙江秀水人金福曾、江苏青浦人熊其英、江苏阳湖人潘民表。“丁戊奇荒”的相关赈济工作结束后,在治理郑州黄河决口的行动中涌现出新的一批义赈人士,江苏震泽人施善昌逐渐成为新一批义赈人士中的领袖。王松森、李朝觐、陈煦元也在这一时期分别成立义赈组织,加入到义赈行列之中,在义赈的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这三人中,王松森的生平事迹暂无从寻觅,李朝觐为广东籍买办,陈煦元则是浙江湖州人。此后,在老一辈义赈领导人大多淡出义赈工作的情况下,义赈领导者在主持赈济于世纪之交时发生的陕西旱灾的过程中完成了换代,主要有席裕福、杨廷杲、施则敬、严信厚,这四人均为江浙之人。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一直与义赈同人保持密切联系,为义赈提供了许多帮助的江苏常州人盛宣怀,也于此时开始亲身参与义赈活动之中。由此可见,救济善会成立之前的义赈活动的主要领导者绝大多数均是生于江南的士绅,少部分广东籍人士,也长期活跃于江浙地区。 义赈与江南的联系不仅体现为领导者大多为江南人士,另一个显著的表现在于,绝大多数义赈组织均设立在江南地区。根据靳环宇的研究,从义赈兴起之初至1895年,前后共出现了32 个义赈组织,这其中,地处上海的有25 所,位于苏州的有4所,扬州有2 所,天津、山东各有1 所。结合义赈领导人的籍贯情况,应当说,义赈与江南的确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红十字文化的初步传播
为了解决在战地展开救护工作的难题,陆树藩提出要“仿照泰西红十字会章程”来办理救济善会。在分析陆树藩究竟如何仿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救济善会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当时红十字文化在华的传播情况。
近代中国有关红十字会的讨论最早发生于1874 年。时值日本出兵台湾岛,中日两国发生冲突。《字林西报》于是年5 月份刊发了一篇介绍红十字会战争救护的文章(但文中并未指明这一组织为红十字会)。同年9 月7 日,《申报》将该文翻译后刊出,在介绍普法战争中“共有一万三千人不受俸,而甘心协力于济治各伤病之士,既不分彼此”的情况后,该文呼吁“今我国何不亦召好善者以效作此善举乎?”尽管同样没有提及“红十字会”,但是“其论域则全为红十字会规则”。此后,英国医生梅威令在台湾培养红十字人才的举动更是让华人对红十字事业有了直观而具体的认识。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西方传教士在营口、烟台等地创建了红十字医院等医疗组织,这为华人提供了近距离“观摩”红十字会的机会。据郭进萍统计,1894—1895 年间《申报》登载与红十字医院相关的文章多达76 篇,其中1895 年的报道74 篇之多。在这些报道中,有的赞扬红十字医院“疗治受伤兵士,办理甚为得手,保全性命不少”;有的为红十字医院劝捐善款,可以看出华人对红十字会在战争救护中的作用了有了直观的了解,不少民众纷纷愿意向其捐款,以拯救战地灾民。同时也认识到了需要由国人自行创办红十字会,才能不必“借助于各西人”。甲午战争使得国人对红十字会的利益有了直观认识,有识之士对红十字组织的宣传也就此开始。甲午战事平息之后,各类报纸对红十字会的介绍和宣传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总结庚子国难成立之前红十字在中国传播的状况,可以发现,国人最看重红十字会在战场上随己方军队展开救护的功能,对红十字运动的宗旨缺乏全面的了解。事实上,这一时期大力提倡创建红十字会的孙淦、鲰生等人,其论述的出发点往往集中在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上。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帮助,如若无动于衷,不成立自己的红十字会,则“坐令西方之人以野蛮相待,蔑我滋甚,其于国体,所关匪轻”。《申报》的社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论调,“中国则声名文物照耀寰区,王者之师最重仁义,而坐令兵卒效命于疆场之际……不特中心有所不忍,且不将贻四邻之笑而鄙之为野蛮乎?”这种舆论宣传中的倾向,可能导致了红十字会所秉持的人道主义原则在1900 年前在华的相关宣传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但无论如何,国人对于红十字会这一组织,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陆树藩得以“仿照泰西红十字会章程”的先决条件。
四、救济善会的创立
1900 年9 月9 日,《申报》刊载《救济善会启》,标志着救济善会正式成立。救济善会的创立者陆树藩,深受其父陆心源的言传身教,热衷于慈善事业,他不仅为救济善会制定章程、设立机构、招募人员,还亲率救援队伍前往京津救援,最终救回难民5000 余人。救济善会的救援行动不仅在当时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片赞誉,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陆树藩在救济善会基础上创立中国红十字会的设想与努力,激励着后来者不断探索;其次,救济善会的参与者中,有一部分人受到此次经历的启发,投身于中国红十字事业;最后,救济善会的成功,标志着中国人自办的红十字会组织成为可能,为日后在中国成立的红十字组织提供了经验与模板。因此,救济善会是了解中国红十字组织早期发展历史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重要起源。
摘编文献:刘思瀚著《中国救济善会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