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0日，一张名为“2003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的捐赠明细在《公益时报》发出，从此，每年国内个人和企业完成的大额捐赠，以及境外主体用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大额捐赠，开始被建档记录。

　　第二年，入选榜单的门槛在金额上被设定为100万元。

　　二十年间，这份年度大额捐赠榜单由一张扩展至多张，它们共同有个响亮的名字——中国慈善榜。

　　基于中国慈善榜，我们见证、记录、推动了我国大额捐赠在这二十年的发展壮大与创新拓展。

　　金额：扎眼却真实

　　由一家媒体抛出这样一份榜单，并坚持二十年，其审慎程度和经受的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旗帜鲜明地扬善”——榜单编制方不扭捏的态度，如今也成了中国慈善榜的经典slogan。

　　过去20年，所有上榜慈善家累计捐赠1108.2315亿元，过去18年（第一、二届榜单未统计企业数据），所有上榜慈善企业累计捐赠1909.0883亿元，两项合计3017.3198亿元。

　　如果用二十年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大额捐赠飞也似的增长速度可谓令人咋舌。

　　第一届榜单显示，2003年，仅有10.2930亿元的慈善家大额捐赠被记录在案，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来到79.9910亿元，增长近8倍；2005年，慈善企业的大额捐赠总量是21.3622亿元，2023年则为200.7888亿元，飙升逾9.4倍。

　　从下列中国慈善榜历年上榜总额一表中可见，自2005年起将慈善企业数据统计在内后，我国大额捐赠有四个年份出现巨大涨幅（90%以上）。

　　首先是2006年。由于之前三年的造势，当年慈善榜收录的慈善企业陡然增多，由86家一下来到222家。再者，该年公司法的修订，确认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性，股权转让限制松绑，使得股权捐赠首次成为可能。

　　接下来便是绕不过的2008年，当年的汶川地震是这个世纪以来引发国人第一次集中式奉献爱心的标志性事件，为震后救援和重建所贡献的大额捐赠扎堆式出现，当年大额捐赠总额接近前一年的一倍之多。

　　经过一年沉寂，2010年的大额捐赠则直接照上一年翻番。这一年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多灾之年”，新疆等地寒潮冰雪、西南地区连续旱灾、青海玉树强烈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沿海多地台风侵袭……当年，慈善家和慈善企业的大额捐赠金额双双打破历史纪录。

　　2014年，大额捐赠再次迎来历史新高。该年的慈善企业表现和往年持平，但199位上榜慈善家却录得219.02亿元的捐赠总额，可谓突飞猛进。究其原因，是与当年整个国家、社会对公益慈善行业的重视与支持有很大关系。2014年年初，民政部、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积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年终，国务院又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

　　参与者：曲高仍和“众”

　　想通过一掷千金便可赢得四面八方的赞誉，在今天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大额捐赠，几乎可被视为一项“艺术”，是企业和个人在原有事业成功之后，要攀登的新台阶。

　　然而，曲虽高，和者也众。

　　遵从“能收尽收”原则，中国慈善榜从2004年确立收录标准至今，每届榜单收录的慈善家均在105-311人（组）之间；从2006年收录国内企业数据至今，榜单收录的慈善企业数量则呈波浪式上升趋势，从最初的222家，增加至近两届的千余家，2022年榜单更是破纪录地收录了1511家企业的大额捐赠数据。

　　自创始以来，中国慈善榜共收录上榜慈善家3348人（组）次、慈善企业11793个次。

　　其中，若按捐赠者所在地考察，自然是来自北上广、江浙闽及香港这些经济发达、慈善资源丰富的慈善家和慈善企业居多，不必赘言。不过，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来自北京的慈善家和慈善企业数量在2008年首次登顶，后来有所反复，终于在2017年坐稳宝座，至今一直保持在前列。这一现象说明，一方面，不少优秀企业为了实现更大的抱负，往往选择将总部所在地迁至北京，另一方面，这些年北京的慈善资源愈加丰富，可实现的大额捐赠路径更加多元。

　　此外，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捐赠持续不断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例如香港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一直大力行善，在扶贫养老、医疗救助、教育文化等领域持续不断地投入，多次登上中国慈善榜。

　　按捐赠者所在行业考察，来自房地产领域的贡献自然长时间独居鳌头，能源业、金融业、制造业也常年有不俗的大额捐赠表现。但从2015年开始，来自房地产业及能源业的大额捐赠比例有所下降。2018年，以投资为代表的商务服务型行业首次压过房地产业，成为当年涌现大额捐赠最多的行业；2021年，上榜数量最多的企业来自批发和零售业，达到201家，而仅上榜51家的IT业则贡献了逾36亿元的捐赠，这两项数据均在房地产行业之上。

　　近二十年来，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是大额捐赠当仁不让的主力。不过，若仅观察慈善企业榜单的前十位，国有企业的比例尚可，某些年份还可以占到大部分席位，这表明，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其在公益慈善事业上的潜力也不容小觑。

　　善款流向：侧重且多元

　　综观近二十年的大额捐赠善款流向趋势，有以下三个特点突出。

　　第一，教育始终是捐赠者坚守的领地。

　　如，宁夏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党彦宝怀揣反哺之心，2011年与夫人共同成立“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每年拿出企业10%的利润，大力发展以“教育扶贫”为重点的公益慈善事业，多年来累计捐助16.53亿元，资助16.99万人完成学业。

　　第二，紧紧跟随国家倡导。

　　如，新冠疫情期间，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持续响应国家倡议和号召，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在董事长古润金的带领下，为支援抗疫工作捐款捐物逾4750万元。此外，自1997年为延安捐赠第一所完美希望小学后，公司现已形成捐赠希望小学暨发起希望教师工程、推广母亲水窖、倡导无偿献血、参与慈善万人行、支持华文教育、推动禁毒事业等公益体系，倾情捐助总额逾9亿元。

　　第三，多元发展势头明显。

　　如，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多年来带领集团投入公益事业，早在2010年5月，就携同商界朋友在香港成立非营利机构“新家园协会”，为内地赴港新移民、少数族裔人士及其他社群提供一站式服务。世茂集团涉足的公益慈善包括精准扶贫、文化保护传承、防艾抗艾、社会和谐、医疗救助、赈灾济难、教育等方面，已累计捐款逾17.5亿元，项目覆盖人口超2200万。

　　捐赠进阶：升量又升级

　　纵观中国慈善榜近二十年所记录下的一笔笔数字，不难从量级上将本世纪的大额捐赠划分成几个阶段。

　　2008年“中国公益元年”显然是这第一道分水岭。

　　在此之前，无论慈善家还是慈善企业，年度捐赠金额过亿者寥寥无几。

　　2004年，中国慈善榜的前身初问世，黄如论以2003年2.1亿元的捐赠拔下头筹，其中，一笔1.8亿元打造“江夏学院”的捐赠在当年可谓石破天惊；两年后，他用自己与儿子黄涛的共同名义以1亿元设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救助基金会，二次引发关注。

　　汶川地震的发生直接将中国大额捐赠正式带入亿元时代。当年，中国慈善榜前五强的慈善家均捐赠过亿，同样量级的慈善企业则达到了惊人的19家。这样的步伐在随后几年并没有放缓，而是逐年一浪高过一浪。

　　关于2010年，《公益时报》曾有如下记录：“中国慈善家大步跨入‘亿元慈善时代’……曹德旺以个人名义捐赠的资金达10亿元之巨。无论是曹德旺，还是捐献名下所有股权的牛根生，以及早在2009年就高调宣布捐83亿元有价证券的福建富豪陈发树，都在证明着中国富豪慈善发展的新趋势……据中国慈善榜办公室统计，仅单笔过亿的资金和证券捐赠就有43笔128亿元。”

　　这一年年末，王健林更是向南京市政府豪掷10亿元，用于重建金陵大报恩寺，这是本世纪第一个单笔捐赠迈进10亿元的慈善家；几乎同时，蒙牛乳业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创始人牛根生已将其名下的蒙牛全部海外股权资产转让给Hengxin信托，时值14.2亿港元，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2011年，曹德旺捐出家族所持3亿股福耀玻璃股份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当时市值约35亿元。

　　2014年，阿里巴巴两位创始人马云和蔡崇信宣布，将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来源于两人在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期权，总体规模为阿里集团总股本的2%。马云也因此实现单笔捐赠124亿元，登上次年中国慈善榜的头把交椅。

　　虽然十亿元、百亿元级别的单笔捐赠已偶有出现，但我国大额捐赠阶段的第二道分水岭还要数2016年慈善法的正式实施。

　　2016年起，中国慈善榜每年上榜慈善家和慈善企业总数稳定保持在600+，年度合计捐赠金额也稳定保持在140亿元以上，这与慈善法所带来的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有法可依的新局面是密不可分的。

　　2017年，阿里巴巴投入100亿元人民币成立脱贫基金，全面参与脱贫攻坚；2018年，恒大集团向贵州省扶贫基金会捐赠20亿元扶贫资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腾讯设立15亿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综合保障基金”；2021年，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通过其成立的和敏基金会捐赠20亿元，建设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

　　比起捐赠金额的不断攀升，捐赠方式的进化在这三个阶段更体现出质的差异。

　　2008年以前，受限于捐赠管理经验与法律政策，大额捐赠通常采用一次性现金单笔捐赠。这一时期，由于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的放开，成立基金会也成了众多慈善家和慈善企业资金用途的一大方式。

　　但在现金之外，以股捐方式成立基金会尚存在不小的困难。

　　牛根生及其家人在2005年宣布将捐出在蒙牛的全部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从而被誉为“全球捐股第一人”。但实际上，直至2006年新公司法解除了董事长股权转让的限制，牛根生的捐赠计划才获得有关部门批准。

　　2008年之后，汶川地震引发的大额捐赠浪潮不断冲击着彼时捐赠市场的种种梏桎。

　　2009年，财政部出台《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基金会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的限制被打破。当年，牛根生又以现金和股票结合的方式捐赠4.18亿元；两年后，筹划已久的曹德旺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35.49亿元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份……“股捐”逐渐成为慈善家们的新宠。

　　2010年，上文提到的王健林10亿元现金，并未直接捐给南京市政府，实际采用的是“转移支付”的方式，即首先将善款打入中华慈善总会的账户，再由后者分三次拨付给南京市政府。

　　同年，牛根生又第一个吃螃蟹，以公益信托的方式进行捐赠——他以质押股权的方式，将其名下的境外蒙牛股权资产全数转让给瑞士信贷信托公司下设的Hengxin信托，完成他股票捐赠的承诺。

　　彼时，慈善家选择在境外设立公益信托，一方面可避免境内机构接收境外资产产生的诸多税项及繁琐程序，另一方面则是境外的公益信托制度比较成熟和发达。

　　然而，2016年慈善法的出台，使得国内大额捐赠有了更多的选项，慈善信托等一系列新颖捐赠方式在国内迅速起步、完善。2016年当年，我国慈善信托即成功备案22单，合同金额规模30.85亿元。

　　2017年，何享健家族公布60亿元捐赠计划，其中包括1亿股美的集团股票和20亿现金捐赠，慈善信托占比八成。

　　2018年，鲁冠球之子鲁伟鼎捐出其持有的万向三农集团100%股权，设立“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是目前为止全国资产规模最大的永久存续的股权慈善信托。

　　2020年，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将2亿股万科股票一次性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科发展专项基金”。

　　同年，韦尔股份控股股东虞仁荣计划以股权捐赠的方式捐赠逾200亿元，用于建设一所理工类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中国慈善榜走过二十年，不难看出，这份榜单见证、记录和参与推动的大额捐赠，如今早已经过几番蜕变，即由情感走向理性主导、由松散走向系统常态、由简单走向科学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