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文化]译文:如何使社会风险资本更具风险性-上

2020年8月10日9:00 来源:上海慈善网 作者:Lydiah Kemunto Bosire

  作者简介

图像Lydiah Kemunto Bosire (@DrLydiahKBosire)是金融科技公司8B 教育投资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领导者和问题解决者,它们将使全球人才库多样化,打造一个适合21世纪知识经济的非洲。

  慈善组织必须采取外部招聘,开出第一张支票,接受毛遂自荐。

  罗伯•赖克(Rob Reich)认为,慈善基金会在发现和实验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作为社会的“风险资本”,它们能够以企业和政府不能或不愿的方式推动创新。为了应对COVID-19,也为了响应全球消除种族不平等和排斥的呼吁,慈善事业的独特作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是,当代基金会真的致力于此目的吗?

  大量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基金会的官员们往往喜欢“反政治”的做法,这种做法无意中巩固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基金会官员们只会被激励去识别某些解决方案,界定某些值得解决的问题,并且只会把特定的企业家和组织视为值得资助的对象。要想转变,基金会必须极其谦逊,减少独树一帜,自称找到解决方案的倾向,并改变内部激励机制。更实际的做法是,基金会必须优化招聘多元化的、擅长横向思维的人,开出第一张支票,接受毛遂自荐。总之,基金会应该偏向于鲜活的经验,远离羊群行为。

  为非洲建立一个全球健康储备部队所需承当的风险

  了解慈善基金会面临的挑战,按照目前的结构,让我们想象一个非洲企业家听到比尔·盖茨有关准备应对下一场全球健康危机的著名Ted演讲,受到启发想帮助建立一个医疗储备队,决定每个非洲国家都需要自己的安东尼·福奇和一个世界级团队。我们虚构的企业家意识到针对传统的、直接资助的激烈竞争,所以她决定对“为成功付费”(Pay-for-Success)模式进行创新,开启负担得起的贷款融资于非洲公共卫生和理工科学生在世界各地主要课程的学习(网上学习和在校学习)。成千上万的非洲学生收到了这些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没有能力负担入学费用,这对学生、投资者和各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错失的机会。这也是一个使大学校园和全球职场招聘渠道多样化的急需而错失的机会。

  然而,没有完备数据,债务投资者是不会大规模贷款给这些学生的。尽管非洲大陆将很快成为世界上18-23岁学生增长最快的家园(上大学人数不断递增),但还款行为尚不清楚。由于债务投资者优先考虑的是投资回报,他们会担心非洲学生可能没有能力或不愿偿还贷款。因此,这些资金将不会来自传统贷款人。

  通过“为成功付费”来激发潜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家可能会认为,基金会是重要的短期合作伙伴。因此,基金会可以建立一个模型,通过这个模型,他们既可以使用资助资金,又可以利用投资资本来消除这个市场的风险(通过数据显示了风险的存在),利用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外部性来刺激额外的借贷:

图像

  在上述模型中,投资者分成了两类。优先级债务来自私人影响力投资者和银行,条件是设立了某种受益下滑保护机制。我们的企业家邀约基金会的使命和项目相关的投资资本投资率先承受亏损的次级债。她还让一些大学提供一些风险储备资金。这种去风险的安排使优先级债务投资者能够锁定他们想要的回报水平,而不会以高利率的形式将风险溢价转嫁给学生。

  结果买单人也分为两类。她寻求从基金会资助资金中筹集一部分资金,只有当一名毕业生尽了如下贷款义务,即完成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学位,并在蒙罗维亚卫生部工作后,这些资金才会付给学生。(一些美国法学院和商学院已经采取了类似的设置,以鼓励毕业生从事公共服务。)第二类来自薪酬丰厚的毕业生,他们选择在诺华公司(Novartis)或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工作,他们的贷款偿还取决于收入,同时又锁定特定的债务回报率。这些毕业生将属于社会的中上阶级。

  与传统的“为成功付费”模式一样,中介机构对项目进行组建和协调:与提供目标项目的大学合作,就优惠学费进行谈判,与雇主建立网络关系,最重要的是,为分担债务设立一个特殊目的管理机构。它与运营高效的学生融资实体所需的所有服务提供商(发起者、服务人员和辅导老师)签订合同,并核实结果付款人的受益和学生就业情况,以便决定哪些学生的贷款可以转换为助学金,以及何时转换。

  在我们企业家试验了这个项目的迷你版,以证明运作系统有效后,她开始筹集资金,以发放更多贷款,并开始跟踪还款习惯的数据。

  她预期基金会会喜欢这种方法,因为它通过了三项额外测试:

  1、它对资助资金有倍数效应,这种创新型融资是用来催化、动员和筹集私人和公共资本的。因为资助资金采用了“结果付费”的形式,接受教育的学生数量将是获得传统慈善资助的2-10倍。(倍数取决于有多少学生留在辉瑞制药公司工作,又有多少学生进入国家卫生部。)

  2、这种模式尊重自主权,避免了告诉利比里亚人他们必须在哪里生活的家长作风。它认识到,在大流行后的21世纪知识经济中,问题将没有国界,因此,解决我们共同问题的办法必然来自世界各地。当下一场健康危机爆发时,拥有蒙罗维亚(利比里亚首都)生活经验的毕业生选择定居在苏黎世或西雅图仍然可以是全球健康响应队伍的一份子,因为那些既了解全球宏观层面健康状况,又了解蒙罗维亚国家层面健康状况的人有着巨大价值。

  3. 这种模式可以大幅度扩大规模,而且在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与在非洲一样有效。限度不在于有多少学生可以入选目标健康项目和理工科项目,而在于私人投资者愿意投入多少资金,在早期,这取决于有多少基金会能够支持一种真正具有开拓性的社会变革方法。

  我们的企业家已经做了被要求做的一切。但她可能很少或根本没有获得基金会的支持。即使是最简单的“为成功付费”项目也是比较新的,但挑战已经超越了新的方法,进入到许多基金会更广泛的反政治惯习中,而这些惯习阻碍了创新。(未完待续)

  摩诘译,译自《斯坦福社会创新》官网 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how_to_make_societys_risk_capital_risk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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