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作业帮”和“猿辅导”两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均处以警告和250万元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

　　看到“顶格罚款”四个字，引来网友一阵惊呼，似乎这一招够厉害，颇有一点大快人心之感。其实不然。

　　从字面上讲，顶格罚款属于由法定罚款幅度上限，作出的一种较重的行政处罚措施，但是否因此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具有足够的惩戒作用，怕不可一概而论，还得具体分析。

　　判断一项罚款的合理性，无疑当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同时还应结合被罚对象的资产规模及营收、利润水平等来考量，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震慑力，这样或许更能体现民意伦理。

　　不妨来看这次受罚的两家企业。公开数据显示，猿辅导累计用户超过4亿，作业帮累计超过8亿，两者在去年9月的月活量分别为367.6万和1亿，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是其巨大的赢利能力。另有数据表明，仅2020年七、八两月，作业帮等前10家在线教育企业的市场投放额大概率超过100亿元。

　　面对如此天量级的财力运作，对比区区240万的小儿科罚款，是否显得太不对称，以致可以忽略不计？当媒体以赞许的口吻报道作业帮面对罚款决定表示“积极全面整改”，此类自作多情是否又显得太过廉价？难道商业机构违法了还可以顶风不整改？

　　有人说，240万罚款是原先法规定的数额上限，到顶了，想多罚也不行。我们虽不知道该行政处罚条例出台于何时，但仅从目前透露的执行情况看，想必还是在线教育市场初起之时的产物，而今天无论其市场规模还是企业资产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些明显滞后于现实的行政法规难道不该与时俱进改一改吗？

　　长期来，当处罚变得轻描淡写，获利空间与低廉的违法成本形成巨大反差时，总会导致一些无良企业胆大妄为，不惜铤而走险，知法违法，甘愿以微不足道的罚金与法律博弈，以致被罚之后接着违法成为牟取不法利益的常态。

　　正是在这种多年不变的法律框架下，当年一个涉嫌生产售卖数十吨三聚氰胺问题奶粉的案犯，最后只判了3年有期徒刑，且缓刑3年，一度传为中国食品安全事件处置中的笑谈。对像作业帮、猿辅导之类校外教辅领域，动则投资数十亿上百亿的独角兽来说，区区二百多万的一罚了之，显然有重复往日笑谈之嫌。

　　曾听一位亲戚说起，给读小学的孩子在网上找了一个英语外教，每周辅导一次半小时，全年52周收费1万数千元，折合每小时费用约500元。诸如此类的在线教育，且不论其授课内容是否合规，成效如何，单就缺乏监管的随意定价而言，也已到了不抓不行的严重地步。

　　校外实体教辅班同样五花八门，课程之繁复不仅极大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乃至摧残他们的健康，其收费之离谱更令人咋舌，应付线上线下各种名目的校外培训，实属当下家长不能承受之重。这种泛滥成灾的教育乱象，岂能放任不管，任其继续下去。

　　多年前，当我们在呼吁加强企业违法监督，完善行政监管机制时，曾一再强调要以“罚他破产，关他大牢”的法律武器来做后盾，以警示巧取豪夺的不法企业罔顾法律，胡作非为。

　　今日今时，整治教辅领域也须“重典”出手，实行零容忍，加大处罚力度，尽快还市场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期待有关部门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教辅市场的正常运营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