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芳五是民国时期河南地区著名的耆绅，也是有名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青年时先后就读于开封明道学院、尊经学堂和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后，曾供职于广东清理财务局。后加入同盟会，参加豫西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民国后，他又担任河南省议员、国会众议院议员、

　　总统府咨议、刘镇华驻京办事处主任、陕西省政务厅厅长等职。多年的宦海沉浮使当初踌躇满志的郭芳五渐渐对政治和改革失去了信心，再加上频繁多发的自然灾害的冲击，心怀善念且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郭芳五转身投入到慈善公益事业。

　　郭芳五1925年后，便不再问政。他曾说：“达则兼善，穷亦兼善，耶稣释伽何尝握政权耶？”不再从政的郭芳五开始专心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他的慈善公益活动涵盖面广，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有灾荒侵袭后的勘灾、报灾、请赈、施衣放粮、请医施药等救济活动，也有慈幼、社会教育、兴办学校等教育活动，还包括办报、重建图书馆、拒毒、修筑堤坝、修护白马寺和光武陵墓、修挖城壕等公益事业。他为豫西及河南人民慷慨解囊，奔走呼告，拯救灾民于水火，促进了河南地区慈善事业的近代化。纵观其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经历，可以得出不少启示。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慈善事业要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郭芳五人才兴国的思想其实早已形成，他对教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在 1926 年他在与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任可澄讨论教育之事时，就曾说：“养人才，国之大事也”。而针对此培养人才的思想，他又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即在受教育上，人民应有平等的机会。他认为，民国时期的教育有很大弊端，教育机会“为富人独占，中产之家，供一中学毕业生而力有不逮，高才以寒门而废学，庸夫以多资而上进”这是天下极不公平之处。他在此更是强调了寒畯学生多出人才的现象，斥责当时贫苦学生无上进之路的情况，“汉唐宋明以来，布衣而至卿相者，不可胜数。又其贤且才足以身系一代之安危者，往往出自穷岩穹庐之中。盖其困心衡虑，磨练其身以者有素，固与席丰履厚之纨袴子弟异也。即至近世，废科举，立学校。创办之始，犹多给予官费或津贴，寒士犹可厕身其中。今日文武大吏及社会知名之士，犹多有食此惠者。可见人才之生，不限贫富，而贫士犹多伟器。今者固无学而非自费，费又不赀。富者滥竽，贫者裹足。始因贫富，终生智愚。智愚既判，贫者益无复振拔之路。”为此，为了解决贫富学生阶级之差别而导致的不良后果，郭芳五也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方法，他建议，“宜规定章制，划定专款，凡各级学校贫而才者，公资之升学。其在高小学，县任之；中学，县省分任之；专门以上，国与省分任之。其法则规定名额，确查资产，勿使隐匿夫然后贫士司得深造而无遗才矣。”然而郭芳五恐不足以彻底解决贫苦学生修学之事，他又进一步提出，可以在学校中实施容易且可行办法，“一曰贫生免费法，一曰半工勤学法”。这两种针对贫苦学生修学的意见在当今社会仍然适用。

　　郭芳五在他的慈善公益事业中，努力践行了他关于教育的思想。行都慈幼院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能掌握职业技术自立于社会之人。豫西社会教育协进会设立民众教育馆、阅报处等机构，使民众摆脱了愚昧无知，扩充了视野。河洛图书馆的重建有利于普及教育，培养读书的风气。郭芳五关于人才兴国、教育平等、体恤贫苦学生的思想及普及教育的慈善活动在当今社会仍然适用，由此可见其拳拳爱国之心和非凡的远见。

　　除此之外，郭芳五慈善公益事业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从事慈善活动要真心向善。郭芳五若不是真心向善，断不会从事慈善公益十余载。办赈招忌，频临于险，但郭芳五自度为民请命心怀坦荡，光明磊落，闻此置之一笑，无惧中伤。他曾说“余赋性褊急，存心济世，如中热狂，常招忌。欲黾免自修，以求寡过，桑榆之补，能有几何？”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像郭芳五一样的大批地方耆绅在慈善领域中发挥了巨大力量。灾害频发、战乱不断的民国时期几乎无年不灾。正如夏明方所说：“如果说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于一部中国灾荒史(傅筑夫语)，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38 年的民国史，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频繁、最严重的一段灾荒史”。频繁的灾荒对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极大破坏，战争更加重了灾荒。然中央政府在无情的灾害面前却明显能力有限，应接不暇，无法面面俱到，加之官僚资本的剥削压榨使得灾荒之年的社会防灾减灾能力大打折扣。在灾难的紧要关头，大批像郭芳五一样的地方耆绅从自身的社会地位出发，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致力于慈善公益行动。正是郭芳五等大批耆绅的有力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央政府在救灾时的薄弱和无为，在救灾赈灾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拯救广大灾黎于水火之中。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像郭芳五一样，被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给予这些耆绅更多的关注，充分肯定他们为慈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许玲霞《郭芳五慈善公益活动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