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典故]明清杭嘉湖慈善组织的特征分析

2020年6月1日13:38 来源:上海慈善网

  明清时期, 地处太湖流域的杭嘉湖三府商品经济日趋繁荣, 社会变迁加剧, 萌生了大量慈善组织, 并呈现功能拓展、主体多元、地域延伸、兼具传统和近代的两重性等多重特征。

  本文所指的慈善组织暂从台湾学者梁其姿的定义, 主要指普济、同善、育婴、清节、放生、惜字之类的善堂善会, 另外增加养济院、粥厂、丐厂、漏泽园。明清时期同处太湖流域的浙西杭嘉湖三府, 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 与苏松常一起, 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全国的前列。

  一、慈善组织数量激增, 功能拓展

  明代后期, 民间葬会、育婴社、同善会兴起, 此类组织数量逐步增加。清代育婴社发展为育婴堂, 同善会发展为同善堂(或会馆、公所),养济院演变为普济堂。晚清, 政府和民间在保持原有慈善救济组织的同时, 开始改变长期以来重养轻教的传统, 建立各种工艺(所), 实行养教并重。

  就杭嘉湖三府而言, 自南北朝至明代中叶的一千年中, 该地域存在过的慈善组织不会超过50 个(同一名称只计一次), 而在明末以后的三百年中, 据笔者初步统计, 三府二十三州县却出现了660个慈善组织(包括乌青镇下面的300 个葬会,但不包括结构松散的漏泽园), 其数量变化惊人,且92%集中在平原地区的14 个州县, 安吉、富阳、新城、昌化、孝丰、余杭、德清、武康、临安9个山区州县只占8%。

  慈善组织历来具有施善和教化的双重功能,育德振民是传统善政的主要目标和职责。就施善而言, 其内涵也处在不断拓展与变化之中, 这种拓展又蕴含两个层面, 一是就整体慈善组织而言, 二是就单个组织而言。

  1.就慈善组织整体所涉及的施善内容而言,其拓展也可以细分为慈善性和公益性两方面。

  首先, 慈善性事业的拓展, 表现在恤嫠、棲流、教育技能培训、借款等方面。

  一是恤嫠。虽然历来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的救济包括了丧偶的寡妇, 但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加以重点救济则是明末的事, 至于单独性的组织要到乾隆年间才正式出现。理学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提倡“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明末陈龙正在嘉善创立同善会及会馆,一项重要职能是恤嫠保节。清代由于人口激增及性别比例失调, 民间争醮、逼醮、抢醮情况严重, 为解决贞女节妇的生活及养育子女问题, 以民间为主的力量参与了清节堂、恤嫠会的创建, 此类组织共有13个。

  二是棲流。明清杭嘉湖地狭人稠, 灾害不断,既是游民滋生地, 又是游民流入地。在杭嘉湖最早的专业棲流组织是在道光二年成立的杭州棲流所, 重点收容“穷途垂斃急切无所托足者”。光绪四年,在杭官绅在城内外设立5个丐厂, 集中收治流丐,并委托丐头负责管理。此类组织共为8个。

  三是教育技能培训。同光杭州重建期间, 普济堂下设七斋, 同善堂下设六斋, 与普济分为上下塾, 标志善堂直接从事社会教育, 同时善堂间链接的加强也为育婴事业的创新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 杭州育婴堂则开始选送男孩“至普济堂义塾攻书或习学习生业, 女婴八九岁即当学习女工”, 教养并重,从而改变了近千年育婴事业中重养轻教的陋习, 这种新型救济模式和理念对晚清慈善性工艺局的出现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是借款。这种施善活动仅见之于杭州普济堂, 主要服务小本营生者, 一般借钱数目在百文至数千文之间, 不取分文利息, 每日还钱十文, 五日一送。

  其次, 公益性事业表现在城防、城乡水利路桥建设等方面。

  一是城防。杭州同善堂辖管保甲局, 管理更栅巡防事务, 由官绅共同负责管理城防, 其资金也来自官民二途。另外, 地方绅富涉足防卫, 在晚清是较普遍的现象。在杭州、湖州都由官绅成立了迁善公所, 收治地方无赖恶棍, 杭州迁善公所和棲流所也有密切的联系, 迁善所的病犯则由棲流所收容。南浔镇因地近太湖, “潴水汪洋, 支港分杂, 实为盗贼渊薮”, 又处江浙要冲, 人烟稠密, 社会成员来往频繁, 地方治安相当严峻。为此镇绅于光绪十二年效法湖州成立了洗心迁善局,以此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 后来又官绅合作, 成立团防局、民团公所。嘉道以后,随着城镇的发展, 地方绅富相应成立了水龙公所、恤灾会这样的组织, 以防止火灾及救济灾民。

  二是城乡水利路桥建设。历来地方绅富对乡里建设倾注了大量热情, 但以善堂形式有规模参与地方公益建设大都发生在清代。钱江为吴越要津, 风急浪高, 不便行旅, 又有舟子在江中敲诈勒索, 谋财害命, 宋代在此设立监渡官, 加以管理。清初政府设立了钱江义渡局, 知府嵇宗孟捐廉创立靖浪亭, 方便行人。南浔的善举公所开展了“如修桥路、浚河道等” 慈善公益事业。乌程的崇善堂、归安的惟善堂也在从事施药、施棺、恤嫠的同时,开展太湖救生这样的公益活动。

  2.就单个组织而言, 功能也日趋多元

  应该说, 随着社会的进步, 组织内部功能的细化是必然的事, 如清中叶后育婴堂普遍设有医药部, 并对幼儿施种牛痘, 育婴方式也大多分为堂内堂外, 在堂男孩女婴或就学或习艺, 普济堂、清节堂也有类似的生产活动, 以减轻善堂面临的经济压力。但这些都是善堂内部本身功能的细化所致。此处的功能多元主要指综合性善堂。在很长时期内, 慈善组织的功能都较为单一, 或养老济贫或慈幼恤孤或施医施药。明末嘉善同善会、会馆可算是初步具备综合功能, 因为它展开了保节、掩理、济贫等活动, 蕴含了清代有影响的清节、掩埋事业。有清一代, 杭嘉湖综合性慈善组织大都出现在同光期间, 其中以杭州普济堂、同善堂最为突出。

  二、慈善组织主体多元, 地域延伸

  晚明以前政府是慈善组织中较为单一的主体,民间的主动性参与不强。自明中叶以降, 区域商品经济日趋繁荣, 使慈善组织主体呈现多元化态势, 这在杭嘉湖三府中显得十分突出。就其性质而言, 一是纯官办的, 此类组织主要以养济院和漏泽园为主, 沿袭了官办的历史传统, 也包括一些其它官办的善堂善会。如石门县玉溪镇的清芬堂成立于同治十年, 县令绩庆洋“拨接待寺佃基屋租散给贫嫠”。这类组织大约只占4.9%。二是纯民办的, 由民间出资和经办, 占了82.7%, 其资金来源形式可分为个人和行业两种。就前者而言, 众多绅民参与了善堂善会的创建, 就后者而言, 各行各业乐输好施,参与地方善举。三是官民合办的, 此类组织具体可分为官办民助和民办官助, 但为了统计方面的方便此处暂称为官民合办,一般以育婴堂、普济堂为主, 大多在县城以上, 占12.4%。随着慈善组织民办化程度提高, 政府也相应把一些原由政府操办的善堂善会放手给民间管理。

  在地域上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两头延伸, 一方面是自上而下, 自都会向乡村发展;另一方面是由内而外向外拓展。

  三、慈善组织兼容传统与近代的两重性

  慈善事业本身是传统文化长期浸淫下的产物, 无疑具有传统甚至保守的一面。但当我们把明清时期看作是传统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渡期, 看作是兼容新与旧、传统与近代的历史时期, 则不难体会到这种过渡社会反映在慈善组织上的双重色彩。

  从管理体制来看, 一是民主性增强。慈善组织的历史与逻辑都表明, 民办化是其发展趋势。自明末以来, 民间各种资源参与了善堂善会的创建与管理, 股份化形式的同善会、千金会、葬会为参与人员的平等地位奠定了基础。就是在官方力量较重的育婴堂、普济堂, 民间对其的捐助及管理方面的渗透也在不断增强。如杭州育婴堂开创时为民办, 后以官方为主,。会首制、董事制是明清杭嘉湖慈善组织的基本管理模式, 会首、董事常不支取薪水,或是象征性支取。其参与慈善公益的动因虽不能一概而论, 但可以肯定他们对所从事事业的公正、公平都抱有同样的希望,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在此背景下, 堂规会条常出于公议, 会首、总董、总理及董事由其内部共同选举产生, 然后再选聘职员。

  二是规范化突出。慈善组织在开办过程中常因规制不严, 漏洞百出, 名声狼藉。明末官办的嘉兴养济院弊端从生。嘉道以后, 此类弊端虽不能完全消除, 但随着善堂的民办化、制度化, 其规范化也日益突出。各堂会之间相互参考章程, 详定规则。其制度之严密莫过于育婴堂, 对收养婴儿及乳妇有严格的规定, 就连婴孩的姓氏也要通过抓阄方式确定。

  从组织功能来看, 一是功能逐步拓展,在慈善事业的推进中, 各个组织的内部分工日益细化, 从而提高了施善行为的实际效果,后期慈善组织在施善的同时开始涉足地方公益事业, 丰富并密切了慈善与公益的关系。二是组织间功能整合趋强。在这方面, 育婴堂有着较好的传统, 乾隆年间育婴圈已在江南杭嘉湖地区形成,以后育婴圈日益收缩。但就其实效仍不理想, 桐乡育婴堂自同治五年至光绪二年十年之间, 共死婴孩3128口, 几成“杀婴堂”。后来官绅在青镇设保婴总公所, 下设21个公所, 并加强育婴堂、保婴公所及产家的链接, 利用各种资源, 以堂内乳养和堂外乳养相结合, “十四五年中共保婴四千有余, 报殇不及一成” 。同光期间杭州的三堂都有分工和合作, 还有一些善堂在下面设立了分堂。

  从施善方式来看, 是传统重养轻教模式向教养并重模式转变。杭嘉湖的育婴堂、清节堂、棲流所都有一定的劳作活动, 有条件的婴堂还把男孩送入义学就学。虽然像女性的清节活动本身是封建伦理下的产物, 婴堂长期以来重男轻女, 同时这些劳作规模也有限, 但其蕴含了近代社会救济雏形。晚清各类慈善性工艺堂局的兴起, 一方面是受了西方近代救济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可视作是传统社会后期某些积极因素的延续。(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方福祥著《明清杭嘉湖慈善组织的特征分析——兼论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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