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冢，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具有慈善性质的墓地，主要为埋葬因战乱死亡无人认领的尸体或家贫无葬地者。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义冢，从初创到不断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明清十大商帮之一、一段时期内执商界之牛耳的徽商，除了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外，还热衷于慈善事业，义冢便是其一。徽商义冢在晚清得到很大发展，民国时期义冢不断适应社会变化，得到新的发展。

　　徽商义冢发展概况

　　义冢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出现，基本历朝历代都有诸多记载。义冢的发展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完善自身。在汉至唐时期处于朦胧时期，宋元时期义冢制度是从初创不断完善健全的阶段，尤其是宋朝，明清时期在某些方面更近一步，民国时期义冢制度仍存在，建国后义冢制度才慢慢被废除。徽商义冢的发展除了受徽商影响外，社会和自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

　　要了解徽商义冢的历史发展情况，有必要了解徽商发展的历史轨迹。学术界对于徽商的起源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起源于东晋，一是起源于宋代。徽商起源与徽商义冢的发展并无太大关系，所以此处不做探讨，而徽商的兴盛及衰落与徽商义冢的发展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其兴盛及衰落的原因也有很多研究，各有不同，但其兴盛及衰落的时期意见基本相同，可以从徽商兴盛和衰落的时期来分析徽商义冢的发展历史轨迹。徽商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明朝，而徽商开始发迹便始于明朝，从明中叶开始兴盛，直到清道光年间，才慢慢衰落，其间繁荣三百多年。

　　徽商义冢前期的发展轨迹与徽商发展大致同步。义冢起源于何时，看法不一。其中一种看法认为汉代已有义冢，据史料记载，早在汉安帝时，河南尹周畅“收葬洛阳城旁客充骸骨万余”。在其他史籍中也有此类记载。此后，历朝历代的史籍中都有类似记载，并且出现频率不断增多。宋代是义冢发展比较完善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义冢创办的主要力量仍是官府，民间力量很少涉及，包括商人。明朝开始，民间力量逐渐涉及义冢等慈善机构的创办，发展到清朝和民国时期，甚至成为义冢等慈善事业的主力。清承明制，义冢制度亦如是，朝廷多次下令各地设立义冢。在此期间，会馆开始出现，虽然很多会馆的前身就叫义冢，但明确记载最早的会馆是芜湖籍官员余谟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开始创建，主要帮助芜湖籍商人及官员解决各方面问题，也有通过同乡聚会排解思乡之苦的作用。此后会馆兴盛，会馆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功能越来越多，会馆也逐渐成为在外经商的商人们的据点。所以会馆承担着义冢之类的慈善活动，义冢也成为会馆重要的一部分。紧随会馆出现的善堂善会则更加集中于某一类的慈善，施棺助葬类和综合类的善堂便是其中重要的两类善堂。

　　从江南地区施棺助葬类与综合类善堂的数量变化，明显看出，这一时期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此都加大了重视，国家强势介入，民间积极回应，成为明清时期的一大特点。在清中晚期，“新建了大批的堂局,光施棺助葬类与综合类善堂就多达200 余处,从数量上看，此类善堂明显增多，这与晚期的动荡不安和频发战争等有关，且可以看出这些新建义冢大部分是由民间自发组建，官府积极支持。徽商会馆公所的情况亦是如此，由徽商自发出资创办，经过官府认可成立。晚清民国时期，各类善堂善会不断涌现，还有各种商业联合会、同业会、同乡会等组织也不断出现，这些组织的管理学习西方管理经验，设立董事会、委员会等现代管理组织。如徽宁思恭堂（徽宁会馆）、杭州善举联合会、旅沪同乡会等等，在清末民国时期，都设置了董事会委员会来进行管理。

　　徽商广建义冢

　　会馆公所善会善堂等组织的建立与商人有着密切关系，对于徽商而言更是如此，明清时期是徽商发展的顶峰时期，徽商足迹几遍中国，不同层次的徽商各有特点。徽州田少民稠，因此徽民大量外出经商，为求发展，基本徽商足迹所至，都会建立会馆公所以及后面的善会善堂作为其集聚地，会馆公所等便成为徽商抱团发展的基地，同时也是徽商思乡之情的寄托之处，因此会馆会为徽州人提供各种方便和帮助，当然义冢是其中的一种。作为东南邹鲁的徽州人，尤重乡梓之情，也热衷慈善事业，因此不忍在外经商的徽州人枯骨暴露在外。

　　在外经商的徽州人，并非一帆风顺，也会遇到各种灾难，很多人会在外去世，若无亲属，便有暴露在外之虞，因此处于桑梓之情，其他徽州人会出手帮助。据范金民先生的研究统计，江南各地会馆所设的寄柩所、义冢等慈善设施多达70 余所，其中又以徽商的义冢等设施为最多，计24 所。足见徽商对义冢的重视，在徽商集聚的大都会，尤其是长江流域，基本都有义冢等慈善设施。

　　清朝，各地徽商建立义冢似乎成为一种风尚，争相效仿，这也促进了徽商义冢的兴盛，建立后的义冢的确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并不断延续。民国时期，会馆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同乡会等组织开始出现并不断壮大，正如美国学者顾德曼在《新文化，旧习俗：同乡组织与五四运动》中所言：“同乡会最初出现于1911 年革命前的各省自治和改革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坏境中，并在民国初年大量增长。”同乡会的大量出现是鉴于很多会馆善堂功能的局限，与会馆善堂相互补充，如上海徽宁思恭堂便是其中典型代表。上海徽宁思恭堂开始便

　　只限于为同乡提供义冢相关帮助，而在民国时期，在此基础上又建立医院，提供医疗帮助。即使如此，还是掩盖不了其自身的不足之处，由此旅沪同乡会应运而生，在其他方面则提供更多帮助，同乡会将分散力量集聚，共同应对出现的危机或困难。但是，不可否认，施棺类善堂会馆在民国时期还是取得很大发展，且不断完善义冢的组织管理制度。（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许耀宗《近代徽商义冢管理研究 ——以上海徽宁会馆为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