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来自iStock / wildpixel

　　议题编辑：刘新童学术顾问：尹珏林作者：尹珏林、严咏华

　　我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集合影响力。不管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气候变化、生态破坏、水资源缺乏、根深蒂固的贫困和不平等系统性问题等，都亟需不同部门、组织乃至国家的通力合作。

　　集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作为一种解决系统性社会问题的方法论，能够很好地引领这种合作。近二十年来，已经有不少跨部门合作行动在实现集合影响力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共同奋斗”计划（Strive Together）在教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也是集合影响力倡议的模范案例。辛辛那提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基金会领导人、政府官员、当地大学校长和教育领域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等300多人，放弃了单独行动的方式，而选择了合作。他们发起的“共同奋斗”计划，以“从摇篮到就业”为共同口号，以改善所有从幼儿到20多岁年轻人的教育质量为使命。“共同奋斗”用三年的时间组成了15个团队，每个团队定期开展讨论，加深对于共同活动纲领的理解，并且能够相互学习。“共同奋斗”成立四年后，尽管教育方面的行政预算大幅削减，但当地接受学前教育儿童的数量、高中毕业率等数十项指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除了教育方面，在卫生与健康领域也有杰出的案例。200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推出了“重塑萨默维尔”计划（Shape up Somerville），旨在降低和预防萨默维尔当地小学儿童的过度肥胖发病率。这项计划是全市范围内的跨部门合作：政府官员、教育工作者、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居民都参与进来，共同制定体重上升的预防措施。学校也积极配合，为学生提供更健康的食物、教授营养知识、促进体育锻炼。萨默维尔市甚至还改造并完善了市区的人行道，以鼓励更多的孩子步行上学。在大规模跨部门合作的努力之下，当地儿童的体重出现了显著下降，体重指数更趋向于健康水平。

　　我国也不乏通过跨部门合作实现集合影响力的杰出探索。成立于2008年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融合了企业界、政界以及社会各界力量，为实现“帮助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的共同愿景而努力。为了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真爱梦想定期举办“局长工作坊”、“教师沙龙”等活动，并建立“看见未来教育研究院”、“学习共同体研究院”等跨界交流平台，鼓励社会各界新鲜血液持续涌入。此外，真爱梦想高度专业化的骨干组织也值得关注：其创始人和管理层团队由来自商业机构资深管理人员、专业人士组成，并在公益服务体系的全流程中引入了高效成熟的商业化管理工具。目前，真爱梦想共创建4000多间梦想中心，累积培训29万多名梦想教师，共获捐赠超过11亿元，这一卓著的跨部门合作行动已让400多万偏远地区的学生受益。

▲梦想课程的合作体验式教学

　　无独有偶，2018年在由澳门同济慈善会执行的RECE美国STEAM教育游学项目中，RECE骨干小组也邀请了来自不同地方的教育管理者、高校学者、教育培训机构研究人员、一线幼儿园园长等，前往旧金山学习美国STEAM教育理念及实践，来共同探讨未来在中国，实现STEAM教育方向上的教育创新的可能性和实现路径。

　　在城市更新领域，运用集合影响力的社会创新也是探索与推动老城保护复兴的有效手段。CitylinX设计联城团队经过在北京大栅栏更新计划及其他街区近10年的探索，形成了一条集合影响力在老城保护与更新的创新实践中，独特的适应中国本土的新路径。

▲点击图片可阅读文章《“大栅栏”的新生：“集合影响力”在老城保护中的创新实践》（来源：SSIR中文版08期）

　　而在建设性叙事与游戏领域，跨部门合作也在悄然进行着。《游戏星球》是首档以电子游戏传递绿色环保理念的纪录片，将于2021年年中在Discovery探索亚洲频道播出。在“游戏能改变世界吗？”这一问题的驱动下，三支游戏团队将探索中国宁夏、内蒙古和甘肃的沙漠，并在两个月时间内设计出一款与他们所体验到的我国治沙的理念与实践相关的游戏。这是游戏先锋与绿色卫士的跨圈层碰撞，也是融合竞技与科学的纪实节目。制作相关方中，不仅包括纪录片制作方，还囊括了游戏开发团队、电竞人、国外沙漠治理研究者、本地治沙乡亲们和游戏学者。是否能促成破圈效应的影响力有待观察，但打破部门壁垒的合作为集合影响力之路开启了一扇门。

　　这些例子都表明，更大程度上的社会性变化来自于更好的跨部门合作，而非来自单个组织的孤立干预。上述例子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仅在于参与者有序地进行了跨部门合作，还在于他们能够将各自的优势进行互补，实现了集合影响力。从孤立的影响力到大规模的跨部门协作，集合影响力能够助力复杂性社会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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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影响力的优势

　　约翰?卡尼亚（John Kania）和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2011年发表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上的《集合影响力》文章对这一概念做出了经典的阐释。他们将集合影响力定义为针对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所诞生的一种大范围跨部门协作的工作方法，需要来自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各利益相关方在骨干组织的协调、支持下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互动协作与持续性的沟通中成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并使用同一套评估体系衡量该方法论的实践效果。两位教授指出，社会问题大致可分为技术性问题和适应性问题。技术性问题定义明确，可以预先知道答案，通过一个或几个组织的合力就能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适应性问题则复杂多样，充满未知，很难有一个单独的实体能实现有效的改变，比如教育公平、森林保护等问题。集合影响力正是针对适应性问题所诞生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必须统一战线，朝着同一个目标改善解决方案，从孤立影响力转变为集合影响力。

　　集合影响力概念的提出，在社会上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不少学者在该领域耕耘，不断推进和丰富这一概念。来自美国非营利组织“共同奋斗”的杰夫·埃德蒙森（Jeff Edmondson）和本·赫克特（Ben Hecht）在《定义优质集合影响力》一文中表明，集合影响力的长期持续性有赖于建立持续改进的文化、消除差距、撬动现有资产和融合当地的专业知识和社区反馈。

　　约翰?卡尼亚等人则强调，要发挥集合影响力，意味着根本性心态需要得到转变。参与者需要重新思考谁来参与、如何共同行动和过程如何开展（参见文章《集合影响力下根本性心态的改变》）。这些转变，对参与者应该如何设计他们的行为方式、资助者如何进行激励、决策者如何使解决方案带来更大效用都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纽约青少年司法系统改革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2010年，纽约司法部门、州长办公室以及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携手合作，为改革青少年司法系统而努力。为了使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原本观点各异的参与者们转变了根本性心态：他们对改革的认识，从孤立行动转变为合作进行，形成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及维护公共安全”这一共同的改革愿景。他们注意通过跨部门合作解决适应性问题，例如合作收集关于量刑结果的证据，进而降低法官错判的可能性等。协同的努力使得改革在实行三年后便获得了显著的效果，青少年被捕人数下降了24%，犯罪率和公共安全风险没有明显增加。

　　当然，集合影响力模型并非一成不变，参与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合作方式。王蓉（Rong Wang）等人通过对美国多家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官员的走访和多项合作倡议的整理，对集合影响力这一单一模型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社区系统解决方案框架，帮助组织找出与合作伙伴一起协调和实施针对其社区的合作方式，进而解决社区面临的真正社会问题并产生系统性变革（参见文章《社区系统性解决方案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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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影响力下各部门的角色

　　集合影响力对各参与方，包括非营利组织、政府和资助者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非营利组织毫无疑问是其中的重要一方，承担着促成多方面合作的责任。首先，社区本身是集合影响力取得长期性成功的关键部分，非营利组织应积极提高社区在跨部门合作中的参与度（参见文章《圆桌讨论：社区参与和集合影响力》）。

　　其次，与商业组织合作能够为跨部门合作带来新的活力（参见文章《非营利企业合作伙伴关系：一个新的框架》）。

　　最后，将成熟的社会解决方案过渡到政府，有利于扩大其服务范围，并发挥长期的社会影响力。例如，非洲的一家非营利组织“抵达乡村”（VillageReach）致力于改善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医疗服务质量，其推出的项目免费健康热线解决了医疗保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通过和合伙人、捐赠人以及政府公共部门合作，逐步将项目所有权过渡至政府，从而将卫生保健系统的覆盖面扩展到当地各个社区、并大幅提高了当地的卫生质量（参见文章《如何将社会解决方案过渡到政府》）。

　　对此，政府应制定更为友好的公共政策，助推集合影响力的实现。《让公共政策更友好地助推集合影响力》一文为政府如何更好地扮演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建立以人群和问题为关注点的跨部门机构；二是将政府责任的定位从“提供服务”转变为“达成结果”；三是转变政府审计和会计相关规定，如允许从多个机构获取资金的私人组织合并财务报表，便于政府向跨部门合作的参与者提供资金。美国北肯塔基州政府对教育倡议计划的有益协调和重组，便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参见文章《整合集合影响力行动》）。

　　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北肯塔基州发起了一系列改善教育服务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倡议计划，然而不少倡议计划的服务范围有所重叠，导致合作效率低下。面对这种情况，北肯塔基州教育委员会（NKYEC）并不打算启动新的合作计划，而是倾向于协调重组现有的计划。原有的合作计划形式上被取消，但其工作内容实质上仍能够继续进行。通过整合不同组织中的人员和资源，北肯塔基州改变了原本杂乱无序的状态，教育领域的跨部门合作能够高协调地运转，在更大程度上发挥集合影响力。

　　同时，在集合影响力概念下，资助者在跨部门合作中扮演的不仅仅是提供资金的角色，而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将不同的行业领域和社区聚集在一起，解决复杂的问题并带来持久的变革。如同《集合影响力概念下资助者的角色》一文中强调，资助者应该了解并权衡合作伙伴的多样化需求，带有关切地促进联系，并且为合作提供资金。

系统性领导力是实现集合影响力的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发挥集合影响力需要能够有效引领跨部门合作的变革性、协作性和系统性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者应该具有纵览全局、不断反思、积极解决问题的核心竞争力，从最有利于集体的视角出发考虑问题，帮助组织建立合作取得成就的信心（参见文章《系统领导力时代的黎明》）。

　　与此同时，跨部门协作的领导者，有可能面临着更复杂的挑战，需要考虑如何运用资源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集合影响力。《跨部门领导力的基本技能》一文通过相关案例展示了领导者在建立高效团队、解决问题和带来影响力三方面应该具备什么技能，才能使跨部门合作能够有效地应对挑战。

　　曾登上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30 Under 30）的迈克尔·塔布斯（Michael Tubbs），便是一位出色的跨部门领导者。2012年，塔布斯当选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斯托克顿市的第一任非裔市长。塔布斯当时所拥有的资源并不多，在当地高犯罪率、平均收入水平低等严峻问题面前，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塔布斯在认真考虑社区合作的可能性后，把当地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和居民聚集在一起开展合作，强化“合作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的信念，进而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这一大规模的跨部门合作吸引了外界的关注，推行的减税政策也吸引了硅谷的投资，为斯托克顿市赢得了颇为可观的资源。塔布斯展示了作为跨部门领导者必备的技能，他和他的团队将集合影响力最大化，使社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跨部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在迅速拓展，塑造新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将成为参与者的下一个目标（参见文章《塑造2015年后世界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在当下的乌卡时代（VUCA代表了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和Ambiguity模糊性），仅凭一个单一的机构已经越来越难大规模地解决某一社会问题的，需要更多跨界资源的汇入、以及更多跨部门的沟通与协作。让我们抓住机遇，为实现全球性的集合影响力努力，以深刻的变革应对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共同开拓更美好的未来！

　　本文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７１６７２１４６、７２０７２１８８)对研究内容写作的支持。

　　后记：

　　我们期待以这一系列的文章作为引子，邀请您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如果您知道通过跨部门合作实现集合影响力的最佳案例，如果您的公司有这样的尝试或转型计划，或者您对这一系列文章和案例有什么看法和评论，都欢迎您在文章下方留言。如果您愿意参加我们后续的讨论活动，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作者：尹珏林（见上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副教授。于南开大学商学院取得管理学博士，并于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她曾任上海美国商会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理事会成员，现任南方周末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智库专家。

　　联系方式：yinjlin@mail.sysu.edu.cn。

　　严咏华，目前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大四本科生，曾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交换学习，已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拟录取资格。

　　（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