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慈善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九个方面：

　　1、形成了新的慈善思想和理念

　　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和理念主要是救济灾害和贫困，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救急不救穷。而近代西方新的社会慈善福利观和公益思想通过教会慈善事业、西学报刊、国人海外见闻等方面传入中国，不仅救助贫困和弱势，还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改良社会环境，去除社会不良习俗，提高民众的教育知识程度和文明健康水平，使大部分人受益。而且慈善事业的内容也比过去丰富，如以工代赈、兴办医院、育婴堂、孤儿院、敬老院、特种教育（盲聋哑学校）等公教、公养、公恤机构。

　　2、慈善救助的主体在改变

　　近代以来，传统的慈善组织机构和事业已经式微，各种灾害又比以往的时代频繁和严重，政府本身已经弱势，无力担当救助重任，而经过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民间社会培育了一定的力量，资本主义发展使得一批工商业者聚集了财富，为民间慈善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加之近代社会民族救亡思潮的兴起，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被唤醒，慈善事业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激发了广大民众的参与（抗战时几乎全民参与），一大批绅商纷纷捐钱捐物，成为慈善家，担负了近代慈善救助的重任。

　　3、出现了慈善家群体

　　19世纪80年代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聚集了经元善、谢家福、李金镛、盛宣怀、郑观应、严佑之等十余位江浙绅商。他们是办理义赈的人，形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民国时期，如民初湖南慈善界中，绅商沈克刚、李祥霖、汤鲁、胡棣华、周馨祥、劳鼎勋、朱恩绶、傅宗祥等人构成了当时湖南声誉最隆的慈善家群体，主持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湖南救济贫民工艺厂等机构，募捐、司账诸事均有专人负责，善举不辍。1920年华洋义赈会成立后，也很快聚集了一群声誉卓著的慈善家，如孙仲英、严兆濂、傅筱庵、余日章、唐少川等。而中国红十字会在民初兵灾赈济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沈敦和、施则敬、任凤苞、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等人在内的慈善家群体，其声誉扬于海内。上海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源地，不仅其慈善机构数量居全国首位，而且慈善家也层出不穷，形成一个又一个慈善家团体，如顾履桂、杨逸、张嘉年、吴馨、莫锡纶等人发起创办的济渡社，姚文楠、王一亭、朱葆三、李平书、熊希龄、徐乾麟、宋汉章、施则敬、虞洽卿、周金箴等发起成立的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熊希龄与钱能训、徐世光、杜秉寅、王芝祥、杨圆诚、郑婴芝、王人文等发起成立的世界红卍字会等。

　　4、救助组织机构的多样性

　　近代慈善机构已发展演变为以民间慈善团体为主，以附属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慈善团体为辅的局面。如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积极参与此次灾荒赈济的民间慈善团体就有京畿农民救济会、北京民生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北方工赈协会、山西旱灾救济会、陕西义赈会、上海女界义赈会、中华慈善团、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等数十个。在组织功能上，近代慈善机构可分为募捐机构、实施机构与协调机构三类。比较著名的协调性慈善机构如1919年成立的中华慈善团和1920年创设的国际统一救灾总会。这种慈善协调机构的出现，改变了原来各慈善机构各行其事的局面，开始携手合作，共同救济难民，充分显示出慈善资源优化组合的优势，有利于慈善事业发挥博施济众的社会功能。有资料显示，仅上海一地，1930年前后慈善团体就多达119个。1948年《中国年鉴》记载，当时全国已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的救济机构有1969个，占47%强。

　　5、善款来源的广泛性

　　概括地说，近代慈善资金来源有官款和社会捐助两大类。官办慈善机构在晚清依恃的主要是官款，民间的捐助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民间慈善组织几乎全靠社会捐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个人捐助的名目甚为繁多，如移助糜费、义演、义卖等都是新的筹捐方式，即近代慈善事业经费的募集渠道不断拓展。

　　6、救济方式和手段的先进性

　　在救济方式上，近代慈善事业不只是单纯的慈善救济，也包括慈善教育，不再以养为主，而是教养并重。在救济手段上，近代慈善事业已广泛运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如电报、电话等信息技术的运用，如报刊媒体的介入和推动，申报馆曾长期为灾区刊载募捐启事。再如新式交通工具轮船、火车、汽车等的运用，使得远距离运输救灾物品成为可能。

　　7、救济范围和区域的广阔性

　　传统慈善机构都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所开展慈善活动的范围多局限于本籍或当地。清末民初，救济范围和区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批全国性的慈善机构相继成立，即使是地方性的慈善机构，也不再仅仅专注于本区域的慈善救助。1875年“丁戊奇荒”发生之初，李提摩太等人开始把西方近代慈善事业的运作模式运用到中国，在欧洲及中国沿海开埠地区筹募善款而将之赈济华北晋鲁豫灾区。此后，更多的外国人参与了中国的慈善赈济事业。1904年3月，中外人士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著名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东北民众进行战地救护、生产赈济或难民安置。民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已不再拘泥于本地区内，而是超出空间界限，对全国各地的大灾奇荒进行救济，并延伸到了域外，如1927年熊希龄叙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业绩时说：“近十稔中，若法兰西之大水，俄罗斯之大旱，日本东京之大地震，我人亦尝追随行列，加入救济团中。”总之，随着慈善资源的改善，中国的慈善组织已走出国门，给遭受重大灾害的国家和地区予以人道主义的慈善救助。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代变迁中便渐渐融入到国际社会，并且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加快了自身近代化的步伐。

　　8、制度层面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慈善法制建设

　　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交相迭至。为救济难民，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纷纷创立，加强对慈善团体的监管也成为当务之急。为鼓励民间捐赠活动，民国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法令。据统计，北洋政府颁布了6项涉及慈善事业的法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和颁布的慈善法规有20项。从总体上看，北洋政府时期的慈善法规多是条例、规则，法律位阶低，有的还没经过完整的法定程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仅对已有的慈善法规作了修订增补，而且许多法规的出台都经过了立法院的正式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级较高。总体上看，民国时期的慈善法规已具规模，渐臻完备，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慈善事业的兴盛。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有三个方面：第一，界定和规范慈善活动的主体组织及其行为方式；第二，鼓励和褒奖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捐赠活动，确立起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激励机制；第三，为慈善事业发展造就了所需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9、心理定势上体现出浓厚的慈善民族性及其文化精神

　　有人认为慈善事业发扬人道、救死扶伤、赈灾济贫，救助的范围和对象无分地域和人种，怎么会有民族性呢？尽管慈善救助的范围和对象无分地域和人种，可是要知道慈善救助的对象都是生活在一定地域环境（国家和地区）里的人，而这些人会具有一定的本民族的慈善意识和良知。他们被救助之后，本能地产生一种知恩图报的心理，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任何民族的有良知的人概莫能外，可以说这就是慈善民族性的具体表现。这种慈善意识和良知在其本民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一定的历史场景的促动下，也往往会升华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产生较大的作用和影响。近代，中华民族慈善文化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彰显国格和人格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如1904年红十字会在中国成立，这种来自西方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感动了一批有良知的中国善士，他们在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促动下，将中西慈善文化融合，在1922年也创立了一种与红十字会颇相类似的组织，名曰“世界红卍字会”。该会成立后，在国内外救灾助赈，为慈善救济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该会成立所透露的信息是：中华民族不只是接受外来的救助，也能够自救，而且也可以去救助世界各国需要救助的人群。担任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熊希龄曾这样称道：“连年以来，国内外各项灾燹以及迭次战争发生，本会均竭力设法救济，并组织救济队开赴前方救护伤兵难民，设立收容所，救济妇孺，并于各处被灾区域随时散放急赈，以救垂毙灾黎。”总之，是“灾患何时发生，本会即何时赈济”。世界红卍字会开设和办理有“残废院、育婴堂、盲哑院、卍字医院、施诊所、平民工作所、平民贷济处以及平民学校、冬季粥厂、冬赈棉衣等，用意均在辅助政府，救济平民”。应该说世界红卍字会的救济事业充分体现了中华慈善事业所具有的民族性及其文化精神。（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周秋光《中华慈善文化及其传承与创新》，《史学月刊》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