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自施政、散而乱等问题，不利于慈善事业发展，也不利于政府管理，因而，统一与联合是慈善组织内在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需要。慈善组织的联合依据所在地域由小到大分为: 一市之内相同属性团体的联合和一市之内不同属性团体的联合、一省之内相同属性团体的联合、数省之间相同属性慈善组织的联合。慈善组织在联合及其运行过程中，存在横向互动与纵向互动交错，合作与矛盾相伴的特点，体现了慈善组织互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映了慈善组织在个体自主性与联合统一性方面的张力。

　　慈善组织联合的原因

　　民国时期，慈善组织众多是慈善事业兴盛的一个标志，但是在一些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众多慈善组织各自为政，在一些较大灾荒中无法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有计划地从事救灾活动，造成各自施赈、施救不均等问题，影响救灾效果。

　　不仅如此，慈善团体所需经费主要来自社会捐款，在社会募捐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慈善组织的迅速发展，必然带来激烈的募捐竞争。解决各善团相互争夺慈善资源的办法，就是进行联合募捐，协商确定募捐方式和募捐期限，募捐结束后不准再次举行募捐。慈善家可将赈款一次捐赠，既显乐善心愿，又免重复捐赠麻烦，慈善团体也减少各自募捐的人力和资源耗费，对于募捐双方都有益处。

　　再者，民国时期很多团体规模很小，通过联合加以整合慈善资源，可以增强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对于政府来说，慈善组织小而弱，散而乱，管理也不方便。因此，慈善组织走向联合，也成为政府管理的需要。

　　慈善组织联合方式

　　按照慈善组织联合区域由小到大，可以分为四种联合形式: 一市之内同一属性团体之间的联合，一市之内不同属性团体之间的联合，一省之内同一属性团体之间的联合，不同省域之间慈善组织的联合。

　　1、一市之内同一属性团体之间的联合

　　在一些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同一属性的慈善团体众多，互不统属，缺乏联系，造成慈善资源的竞争和浪费。于是，一些慈善团体自发地走上联合之路。1912年10月，上海的同仁辅元堂、果育堂、普育堂、育婴堂、清节堂、保节堂、全节堂等善堂，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上海市政厅慈善团，统一举办各项慈善救济活动。慈善团由上海市政厅出面联络协调，以同仁辅元堂为事务所，设经理、协理各一人，置文牍、庶务、会计等科。1914年，上海市政厅取消后，慈善团脱离政府部门，更名为上海慈善团，由官民合办改成民间独立经营。

　　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慈善中心，早在 1920年，为了救济北方五省特大旱灾，北京市内成立了20多个救灾组织，“各会规模大小不一，其大者朝贵领之，其小者则属于地方人士各自为政，不相统一”。各团体聚在一市，募捐、散赈若不协调沟通，势必混乱。为此，1920 年 10月1日，较大的 14 个救灾团体联成立“华北救灾总会”，推梁士诒为会长，联合起来，共同救灾。华北救灾总会成立后，又与在华外国人组织的万国赈灾会联合成立“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在京的中外救灾组织实现大联合，为华北救灾及以后成立全国性救灾组织——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奠定了组织基础。

　　可见，一地相同属性慈善团体的联合过程中，多依靠当地慈善名流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加上政府的推动，比较容易走上联合。就全国来看，并非都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因慈善组织众多确有联合之必要; 对于一些中小城市来说没有必要成立慈善联合组织，但不排除它们加入跨区域的联合会，成为全国性慈善联合组织的一分子，比如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等，就将许多县市的同类组织吸收进去，发展成为地方分会。

　　2、一市之内不同属性团体之间的联合

　　民国时期，许多城市慈善主体具有多元性，各类慈善团体、宗教团体、行业组织、同乡组织等都从事或大或小的慈善活动，政府的社会局也有救济职责。为了解决这些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团体互不沟通、各行其是等问题，在一些城市便成了不同属性团体的联合会，进行联合施赈计划，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就是一个例子。

　　这种一市之内不同属性组织之间的联合，在其他一些大城市也存在。北京慈善团体也大都不相联络，北京市社会局 1935年12月召集各团体开会，协商联合发展事宜，决定成立“北平市各慈善团体联合会”。为了共同的慈善事业，各自为政的北京市慈善团体组合在了一起，政府在其中发挥了联络与协调作用。由于各慈善团体是独立运作的，只是为了共同的任务而联合起来，一般都不涉及到人财物的统一支配，所以这种联合多是松散的，许多联合也名存实亡。

　　3、一省之内同一属性团体之间的联合

　　民国时期灾荒频繁，每次灾荒发生都会影响一个省乃至数省，慈善组织是救荒的主要力量，但是每个慈善组织都是自主性的团体，即使属于同一个总会的各地分会之间的联络也很少，对于大范围灾荒救济是不利的。于是，一省之内同属性的慈善联合会便应运而生。例如，山东是世界红卍字会发源地，分会最多时达 70 余个，各分会在自己注册地活动，较少联合协作。1928年11月，山东发生旱灾，救灾工作艰巨，慈善团体单打独斗难于应对。于是，山东省各地红卍分会推举代表到济南商讨联合救济办法，决定设立“世界红卍字会全鲁各分会联合救济办事处”( 简称“全鲁卍联处”) 由此可见，全鲁卍联处是山东各地红卍字分会的联合救济机构，这种联合便于发挥红卍字会的整体力量，提高救灾的效率和水平。

　　4、不同省域之间慈善组织的联合

　　慈善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一个全国性交流平台。随着交通和通讯方式的近代化，建立一个全国性慈善组织联合会成为可能。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慈善中心的上海，带头发起了全国性的慈善组织联合。

　　首先，相同性质的团体进行全国大联合。中国红十字会在日俄战争期间首先由上海的热心人士发起，随着武昌起义发生，战火蔓延全国，各地争先成立慈善组织，或以赤十字会命名，或以红十字会命名，有的与上海总会有联系，有的没联络。为了改变这种各自为政、分散混乱的状况，经北京政府同意，红十字会于 1913年10月30—31日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政府代表和分会代表数百人莅会。大会通过红十字会总章程，各地红十字会走上了统一名称和统一组织之路，奠定了“中国红十字会万年不拔之基”。从此以后，中国红十字会事业日益宏大，在各种大难中统一标识，统一行动，成为民国时期慈善事业的一面旗帜。

　　几年之后，上海又发起了一场全国慈善团体大联合。1918年12 月，上海中国义赈会、仁济善堂、闸北慈善团等提议在全国各地广征善团，以上海中国义赈会为临时会所，计划成立全国性慈善团体联合会。1919年 1月22日，该组织再次讨论征集各团体联合办法和会章。3月8日，正式成立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推举熊希龄为主任，朱葆三、王一亭为副主任，同时推定了交际、文牍、调查、庶务等科科员，各司其职。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成立后，向上海和各省慈善团体发送章程暨筹备事略，征求加入。该会的建立，反映了慈善界有识之士的良好愿望和初衷，即建立一个全国性慈善团体联合、协调、交流的组织。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有效的沟通，以及各善团在目标和组织上不统一，该组织没有达到大联合的目标，最后仅限于上海的几个慈善团体之间的联合。

　　以上根据地域性总结出的慈善组织联合方式，有的是紧密型联合，有的是松散型联合。紧密型联合使慈善组织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达到如臂使指效果，上下互动，提高救济效率; 松散型联合只是设立一个无实权的议事机构，各个团体仍单独活动，并不受管控。之所以会出现紧密型或松散型联合，与组织本身建立的历史有关。有的组织是同一起源，如同树干与树枝的关系，总会与分枝之间血脉相连; 有的是不同行业、不同属性的组织为了一个临时性救济任务而走向联合，这种联合实际上是松散的，无事可做便会名存实亡。

　　慈善组织之间联合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合群结社”思潮的影响，这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建立后社会组织发展的背景，慈善组织从一市一地联合到区域联合，乃至全国联合，反映了慈善组织在这个思潮影响下走向社会中心的愿望和努力; 二是慈善组织内在的需求，这是内因; 三是政府居间协调推动，在中国这样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环境下，政府出于管理需要居间协调、组织和支持与推动，是慈善组织联合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 四是慈善名流的号召和引领，像熊希龄、王一亭这样有名望的慈善家登高一呼，会引来众多慈善组织响应，并起到联系和纽带作用。（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蔡勤禹、姜志浩《民国时期慈善组织的联合与互动》，《安徽史学》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