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是具有相对固定区域、相对完善管理、相对长期稳定的善会机构，它们的地域分布往往也更青睐于各级城市。但实际上，慈善组织并非都布局在城市内，还包括城郊、市镇以及乡村，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分布在市镇的慈善组织为数不少。只是囿于史料信息，对清代慈善组织空间定位的精度至多至县级城市，对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限于省级、县级两种尺度。

　　1.慈善组织的省域分布差异

　　以清末27 个省级政区为统计单元，制成清代省域慈善组织数量及创办方式分布表（表1）和清代省域慈善组织创办规模与创办类型分布图（图1）。 慈善组织在省域尺度分布上具有以下特征：

表1：清代省域慈善组织数量及创办方式分布表

　　第一，南方省份慈善组织远多于北方省份。隋唐五代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至清代南北经济差异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清代南北方社会经济的差异奠定了其南北方慈善组织创办规模差异的基本格局。南方省份官办、民办、不详和全部慈善组织分别是北方省份的6.09、52.61、8.24 和11.56 倍（表1、图1d）。

　　第二，长江流域各省形成慈善组织分布的高值区。长江流域各省是清代慈善组织分布的高值区，在官办、民办、不详、总量上均有所体现。以官办慈善组织为例，如图2a 所示，江苏、浙江、四川是第一梯队，分布官办慈善组织66 个以上；湖北、湖南、江西为第二梯队，其官办慈善组织的变幅在37-52 个之间；安徽为第三梯队，但仍分布着32 个官办慈善组织。官办慈善组织的分布，体现了政府行为意志。如四川省官办慈善组织显得格外突出，就是因为四川官办慈善组织的设置是伴随“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而进行的，旨在解决因大规模移民所引发的盗贼、流民、贫民等问题。这体现了官方维护地方治安的现实需要。至于民办、不详、全部慈善组织的省域空间分异大体也具有类似的特征。

　　第三，江苏省是清代慈善组织创办最多的省份。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有一个“绕不开的江南”。这是因为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在纵向上前后影响，在横向上组成网络。即使是冠以全国范围的研究，也多半是以江南地区为主要对象进行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注意到江苏是清代慈善事业最发达的地区，但其创办规模究竟发达到何种程度，似乎无人回答。综合表1 和图1可以发现，清代江苏省慈善组织的创办规模达673 个，占全国总量的（31.90%），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不仅如此，无论官办（79个）、民办（425个），甚至创办不详（169个）的慈善组织规模均居全国各省冠首，三类分别占全国同类慈善组织的14.11%、44.04%和28.89%。 以上足见清代江苏省慈善事业发展之盛。

图1：清代省域慈善组织创办规模与创办类型分布图

　　2.慈善组织的总体分布特征

　　在县级尺度上，以清宣统三年（1911）行政区划为标准，统计清代各县慈善组织数量，并运用Arc GIS10.0 软件制成 图2、图3。 其中，图3中的人口密度等值线反映的是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嘉庆二十五年（1820）、咸丰元年（1851）、光绪六年（1880）、宣统二年（1910）5个时间断面，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府级政区为标准的全国分府（州、厅）人口密度的平均状况；自然灾害反映的是囊括清代旱灾、水灾、蝗灾、地震、饥荒、冻害、潮溢7 种灾害门类的累加情况。从中可以得到清代慈善组织的总体分布特征如下：

图2：清代官办、民办慈善组织空间分布图

图3：清代慈善组织分布与人口密度、灾害分布耦合图

　　第一，清代慈善组织的县域分布差异显著。清代2110个慈善组织分布在17个省份的690个县域中，平均每县设立3.06个，但各县变幅在1-60个之间。官办慈善组织往往通过政府诏令，指示全国州县创设，故而创办规模差异不大，分布相对均衡。清代560个官办慈善组织，分布在383个县域中，县均分布1.46个，各县变幅在1-6 个之间。与之相反，民间创办的慈善组织分布集中、数量差异巨大。清代965个民办慈善组织，分布在230个县域中，县均分布4.20个，各县变幅在1-46个之间。 这种特征与：“清代慈善组织的地域分布，其平衡程度与政府介入程度成正比：完全由政府开展的救济活动，其地域分布最均衡；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其分布比较均衡；民间自行开展的，则最不平衡”观点基本一致。

　　第二，清代慈善组织的分布具有集聚性特征。运用Arc GIS10.0 软件的平均最近邻工具，分别对清代全部、官办和民办慈善组织进行测算，得到三者平均最近邻指数R分别为0.80、0.78、0.72，均小于 1，表明三者均呈集聚型分布。民办慈善组织平均最近邻指数低于官办慈善组织，表明民办慈善组织的空间集聚性高于官办慈善组织，尤其在长江流域形成民办慈善组织密集分布带，这在图3a和图3b 的比较中同样可以得到清晰反映。这种特征的形成，与官办与民办慈善组织的主导性质有关。首先，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对待中央政令的执行力度有时也大打折扣，甚而成为官样文章，因而本应均匀分布的官办慈善组织也呈现出集聚性特征。其次，民办慈善组织完全视地方士绅财力大小、慈善传统强弱而创办，具有高于官办慈善组织的地域集聚特征。如以上海为例，时称：“善堂之多，莫过于沪上；经费之充，莫过于沪上”，“沪上善堂之多，实不可以数计 ”，这便是民办慈善组织集聚型分布的真实写照。

　　第三，清代慈善组织的分布与人口密度、灾害年数具有耦合性。 图3显示，清代慈善组织的分布与人口密度、灾害年数的空间分异格局具有高度耦合性，即清代人口密度越高、自然灾害越频繁的地区，慈善组织的分布也相应越多。这是因为人口密度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应能够提供社会慈善事业的物质基础越是雄厚。灾害年数反映的是遭受自然灾害频率的多寡，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越高，需要慈善组织进行社会救济的需求越是迫切。 另外，自然灾害在人口集中的区域频繁发生，受灾群体越是庞大，需要救济的规模越是庞大。因为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对灾民具有救助意义，其中医疗救助是重要内容之一，许多慈善组织因此兼具医疗特征。基 于此，清代江南地区对慈善组织的创办，有条件（社会经济）、有需求（自然灾害）、有受众（人口密度），因而成为慈善组织最密集的地区。 当然，这与江南地区所具有的慈善传统，也有重要关系。（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李孜沫《清代慈善组织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地方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总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