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利·约翰逊（Leslie Johnston），瑞士楚格州劳德基金会（Laudes Foundation）CEO。

　　慈善资本必须在推动我们需要的体制转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格拉斯哥的压力很大。各国政府在重新调整承诺，以便走上正确的轨道，与2015年巴黎协定的目标保持一致。从减少森林砍伐到解决甲烷排放，企业和产业都在加紧尽自己的一份力。金融部门在提高追求的目标，正如我们看到的马克·卡尼宣布的那样，占全球总资产40%的130万亿美元金融资产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排放零。 我从许多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感到厌倦的代表那里听到，这次会议有些不同。承诺比比皆是，而且似乎终于有了一种紧迫感。

　　然而，即使在这一连串的声明之后，也无法确定到2030年，排放量是否真的会降低。联合国关于国家自主贡献的最新综合报告继续显示，到2030年，排放量将继续增加，而不是减半。同样不清楚的是，我们是否共同采取了足够的行动来解决气候不公正以及我们社会中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批评的声音没有出现在会议上，人们普遍批评缺乏来自全球南方的声音。一旦代表们离开格拉斯哥，公司、投资者和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切实履行自己的承诺亦无法确定。

　　这就是我们需要更多慈善资助机构加入的原因。慈善是社会的风险资本，使企业、金融和产业更快地发展。然而，尽管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慈善基金会在全球捐赠的约7500亿美元中，仍只贡献了很小的份额——估计只有2%——用于缓解气候变化。这必须改变。

　　然而，原则第一

　　慈善不是灵丹妙药。 事实上，它有时会产生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施与受之间产生的权力动态。正如我们从格拉斯哥（以及全世界）的街道上看到的那样，深度不平衡的权力动态不会带来我们想要的包容性经济。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慈善资助机构，我们必须遵守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静静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慈善资助者应该催化（而不是取代）其他人。就达到净零所需的数万亿美元而言，慈善捐赠微不足道; 仅翻新欧洲的建筑存量就需要3.5万亿欧元(4万亿美元)。因此，慈善事业需要推动其他参与者采取行动，将能量引向我们所需要的更大的改变。它不应取代或补贴工商企业应尽的责任。

　　慈善资助机构必须受到我们服务对象的引导，并表现出对正义的坚定承诺。本届气候大会发出的最明确的信息之一是，我们的气候危机对最脆弱群体的打击最大，令人震惊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能要承担气候变化成本的75%至80%。 我们资助的任何事情都应该以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的声音、视角和需求为中心。 我们还需要考虑我们的工作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例如，当企业调整其价值链以减轻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域的影响时，我们争取实现净零的竞赛是否会加剧供应链中的人权侵犯行为?

　　慈善资助机构必须自己尽责。虽然企业界、金融界和政府将面临兑现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作出的许多承诺的压力，但慈善资助机构也有责任兑现承诺。这要从透明度开始，“玻璃口袋”等倡议正推动资助机构对自己的运作更加公开。这种程度的透明度应该是一个保健因素——但通常并非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我们作为资助机构想要的改变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是否分享我们对失败计划的评估，以便其他资助机构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我们是否有可靠的指标或标准来评估我们的进展? 我们是否在自己的运作范围内采取了气候行动，正如《气候变化慈善承诺》中所概述的那样? 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影响、激励和挑战他人，我们也需要行动起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