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卖是现代慈善公益事业中一种常态募资方式，其普遍运用始于全面抗战时期的义卖运动。义卖运动不仅为抗战救难募集了资金，还通过“义卖买”的平台，进行宣传动员，增进爱国救亡、全面抗战共识，在抗战救难及各种慈善公益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义卖运动的发端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同胞积极支援祖国抗战。在全面抗战一周年之际，香港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倡导的素食运动与献金运动，又为纪念淞沪抗战一周年，发起了“八一三”献金运动，全港抗战救难气氛空前高涨。在此背景下，香港小贩的义卖活动发展为轰轰烈烈的义卖运动。

　　1938年7月18日，香港小贩丁炳南等人将冬瓜售卖得款捐献政府，中环区、鹅颈桥等地区瓜菜贩先后响应。此后，义卖活动蔓延开来，不仅同区瓜菜小贩进行联合义卖，其他各行业如鲜鱼行、猪肉行、竹器行、报业、酒楼等亦起而义卖，并有跨区联合义卖，如香港花卉工商会联合种植同业举行义卖，半岛报贩与港中各报联合义卖，酒楼、茶室、茶居、西菜、饭店五行联合商会举行全体同业联合义卖等。义卖时，小贩在摊位高声叫卖，形成热烈的义卖氛围。下自劳苦大众，上至绅商学界，以不同方式踊跃参加义卖，不到一个月时间，通过义卖活动筹款总数已逾100万元。由小贩发起的义卖活动，受到香港各行各业的积极响应与跟进，形成了爱国救亡的义卖运动。陶行知题诗称颂：“南海有义卖，高风可崇拜。富翁学穷人，中国不会败。”时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赞义卖运动“实为国内外之创举，物质精神，皆为极大贡献”。

　　受香港的影响，澳门亦积极开展义卖运动。1938年8月31日，蓬莱新街华记饭店首先举行义卖，之后各行商闻风而起。在澳门各界救灾会的倡导下，各商店纷纷响应。截至12月21日，国民政府收到各商号义卖捐款65639元，并称赞澳门各界救灾会：“领导侨商举行义卖，成绩昭著，毅力热忱，洵堪嘉慰。”

　　积极响应推行义卖运动

　　香港义卖运动，为抗战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体现出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有利于进行抗战动员，内地因而积极响应。以重庆为例，呈现出全面推进义卖运动的场景。在1938年12月“八一三”聚餐会中，由市党部、市商会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即日推进义卖运动。12月13日，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委员会成立。该会由各委员选11人组织常务委员会，推选主任委员1人，综理该会对内对外一切事宜，下设总务组、宣传组、稽核组、劝导组，各设正副组长各1人，分理一切具体事项。该会又制定《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办法纲要》《奖励义卖献金办法》等。义卖运动随之迅速高涨。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引领下，重庆各大报纸开展宣传动员，并进行大规模报纸义卖，有力推动了义卖运动的开展。自1938年11月28日起，《新华日报》第三版已设“义卖献金运动”专栏，报道相关消息。在“八一三”聚餐会第五次会议后，《新华日报》决定，于12月18日举行报纸义卖，并专设“荣誉广告”位置，欢迎各商家竞登。义卖当天，参加《新华日报》义卖各团体中午十二点在中央公园举行盛大的献金大会，计一日义卖所得共5233元。《新华日报》的义卖活动掀起重庆义卖浪潮。《新民报》于12月25日继起义卖，报中同样设“荣誉广告”位，最终献金共10625元。《商务日报》也在同一天义卖，义卖得款共计7422元。在报纸义卖推动下，义卖运动普遍展开。据报载，1938年义卖献金运动收入共47851元，除报纸外，有72个团体、影剧院或店铺等举行义卖。

　　1939年1月，随着两次大规模厂商联合义卖的举行，重庆义卖运动更加热烈。元旦当天，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义卖，参加的会员工厂及各大商店达20家，募集资金丰厚。联合会从得款中提出5000元捐赠华北游击队，又将15000元呈缴中央银行转献政府。同时，重庆市国货厂商联合会于1月7日至8日在中国国货公司举行义卖，参加义卖捐款厂商共达60余家，最终义卖所得共计16839元。据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委员会统计，在1938年12月28日到1939年1月31日，重庆各界组织义卖活动98次，得款51085元；同年2月又举行义卖21次，得款24823元。重庆的义卖运动如火如荼，在抗战特殊环境下，通过推行义卖运动，募集了可观的资金，增强了民众抗战胜利的信心。

　　义卖运动的推展

　　国民政府社会部“为及时倡导号召全国商人共襄义举”，曾令经济事业科拟具《推行义卖献金运动办法》，以便推行各省。因各地在推行义卖运动中“流弊各端，似无问题”，部长决定暂时不必制定办法，“用令文行知各级党部注意其流弊，如地方有运用以为其他企图之倾向，各级党部应立即取得领导权，统一管理之。”社会部即函令各级党部积极推行义卖运动。

　　各地纷纷开展义卖运动。成都市在义卖义买献金协进会的推动下，举行全市义卖运动，截至1939年3月11日，义卖得款达30618元；陕西省抗敌后援会统管该省义卖运动期间，义卖献金收入共计46654元；甘肃省抗敌后援会发起义卖献金活动后，在各市县商店、团体及个人的积极参与下，共计收到68123元；昆明市立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成立义卖委员会，于1939年2月在实业合作银行举行义卖，计得旧币20余万元；昆明市商界举行了商界义卖献金大会，最终共获4万元；江西各县义卖运动中，赣县成绩冠全省，得款8000余元。许多地方举办义卖献金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义卖运动的普遍开展，为抗战救难募集资金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义卖运动为社会各界提供一种表达爱国情感的渠道，义卖过程中广泛的交互影响，凝聚为社会各界的抗战共识。

　　义卖运动与义卖常态化

　　随着义卖运动的普遍开展，义卖成为一种常态募资方式，为各类慈善活动筹集经费，对抗战救亡、救灾救难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义卖成为政府重要的募资方式之一。在各种节日、纪念日及募捐活动中，政府经常举办义卖活动。如每届元旦、春节，政府往往倡行义卖献金。青年团中央团部发动重庆附近各县青年举行义卖春联活动，函请书法名家撰写抗战春联，由中央团部制版印发。1940年春节，皖省组织了大规模义卖劳军活动。1943年元旦，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组织工业界慰劳湘鄂前线将士捐款委员会，发动“献金暨义卖百万劳军”。这些义卖活动既可补助抗战经费，又鼓舞了后方民气。

　　其二，义卖成为慈善公益活动募资的重要渠道。首先，在灾害救济中，人们常通过义卖筹款。1941年1月，重庆市动员委员会为慰劳重庆市被炸难民，特请政要、名家写绘作品，在中苏文化协会展览义卖。1942年，为救济河南灾荒，张伯英邀请西安画家定期举行义卖画展，国民党豫省党部、豫省府等七机关团体发起书画义卖。1943年《申报》馆主办了华北急赈书画义展会。1944年，重庆湘灾筹赈会将“义卖募捐”作为其筹资方式之一，并由宋庆龄主持在夫子池新运服务社举办湘灾书画物品义卖展览会，所售物品皆廉价义卖，购者踊跃，首日所得超过四十万元。其次，通过义卖为慈善机构筹集经费。重庆国际妇女协会曾多次举办慈善义卖活动。1939年12月、1940年3月、1941年12月、1942年12月，该会都曾举办物品义卖会，以所得充儿童保育院及其他慈善机构经费。上海通过义卖筹集善款的情况更为普遍，其中涉及难童教养院、上海贫儿工艺院、普元堂施材会等大量慈善团体。

　　其三，义卖被写进政府章则，编入辞典。义卖运动的热烈开展，使得“义卖”成为慈善公益募资的一种标志性话语。193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颁行的《运用原有组织发动精神总动员办法》中，要求各级党部对商人党员，应使其“踊跃举行义卖献金，以为一般商人表率”。同年7月12日公布的《统一缴解捐款献金办法》中将“义卖献金”列为各项捐款献金办法之一。1940年12月20日修正公布的《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中关于优待资金与物品之筹集方式包括义卖献金等。同时，伴随着义卖运动的推行，“义卖”一词已广为人知，成为报刊中的常用语汇，被收入辞典。1940年8月出版的《实用百科辞典》对“义卖运动”作了解释。1942年12月出版的《新闻语汇》解释“义卖”时完全沿用了《实用百科辞典》。1944年5月1日出版的《读报手册》对义卖的定义与《实用百科辞典》大同小异。

　　相较于其他捐资活动，义卖运动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于单向度的捐钱、捐物，义卖是基于“物”的买卖，事实上是“义卖买”。义卖运动形成了一个抗战救亡的场域，一方面是有形的“场”，日用品、报纸、书画等物品及各种标语形成一个实在的义卖空间，各群体都可以直接参与其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各界人士在“场”中相互影响，互相促动；另一方面是无形的“场”，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及民众在义卖运动中，形成抗日救亡的强烈氛围，在“义卖买”的过程中，爱国情感于无形中表达与传递，全国上下同心共振，增强了各界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义卖运动使“义卖”广为人知，遍地开花，在抗战救难及各种慈善公益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今天视角看，义卖作为慈善公益事业的一种重要筹资方式，其影响深远。 （据《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