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谈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应认识到香港与广州在历史上本属一家人，两地关系之密切远超今人想象。香港的东华医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历任总理几乎清一色为粤籍商人，直到后来才出现首位外省籍总理——上海人徐季良。这一人事特征充分证明，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有着非常多的联系。

　　与广州善堂之合作

　　方便医院除了在医疗卫生上与东华医院进行合作外，还曾希望后者助其对抗广东省政府。1922年，方便医院向东华医院的求助函里记载到“卫生局张借防疫问题取缔留医，有意摧残”，东华医院的回复是“敝院为慈善机关，政府政令未便由敝法院直接奉函”，也就是拒绝了插手政治。实际上在19世纪，东华医院因直接参与很多政治事务，政府对此非常不满，担心东华医院成为香港的“第二个政府”。所以进入到20世纪，东华医院在政治上的态度就相对谨慎很多。

　　方便医院曾赠予东华医院“乐善同情”牌匾，祝贺其重建开幕。另外，方便医院于1911年10月9日广华大医院开幕赠送贺词，“广厦荫同胞几经竭力营谋始克奠厥攸居权作杏林药陇，华侨沾实惠纵或偶罹疾苦胥令各得其所共跻寿域春台”。东华医院成立之后，海外许多华人医院纷纷仿效，所以他们之间的来往很多，也因此如今在海外地区陆续找到一些东华医院的牌匾，例如曼谷的天华医院就收到过。正如方便医院在东华医院成立60周年的时候赠匾中提到的“仁风驰粤海 楷模邑式”，说明这些医院都认为东华是一个榜样，值得仿效。

　　而倡建两粤广仁善堂也是同一批人，比如说有东华倡建总理邓鉴之等人。商人何昆来自阮荔村，从事越南贸易，他与张之洞交情颇深，曾在广州创办自来水厂，思想极具前瞻性，当时别人不敢做的事他都会尝试。他还曾在香港学习英文，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韦宝珊也是一位非凡人物，香港的爵士，是富二代，也是有利银行的买办。他早先在皇仁书院求学，后到英国读书，在辛亥革命时还提供过帮助。此外，名单中还有周少岐、刘铸伯等。刘铸伯，尽管香港对其的研究不多，但在20世纪初，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他和韦宝珊、梁士诒的关系值得研究，他们之间有诸多的合作。1919年香港抢米暴动时，他们发挥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名单中还有很多公司，比如元发行、公源米行、银号等等。

　　从1919年安南广肇义祠致函东华询问有关骨殖事宜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信息的流传方式。广肇义祠先是去信给广仁善堂，然后由广仁善堂再写信给香港东华医院询问此事。民国初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广州商人、香港商人通过两地善堂之间的合作，做了大量造福民众的事情。当时两地政府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络的，英国政府承认北洋政府，轻视南方的政府，它觉得北洋政府才是正统。试想如果没有两地善堂的帮助，当地群众受的苦难会更加严重。所以，珠三角地区靠两地善堂的大量合作，提供了大量的服务。

　　比如有两封信件，一封涉及一名男童被人拐到香港，东华医院为此写信给广仁善堂请求其寻人将男童赎回。另一封则是妇人被拐至香港，东华医院同样写信告知广仁善堂，请求帮助寻回，可见当年是有很多类似的合作。

　　此外，崇正善堂的倡建总协值理也是先前提及的那批人，比如阮荔村、卢佐臣等等。东华医院曾经与广州九大善堂一起合办平粜，以应对米价的突然上涨，这一事件被记载在崇正善堂的记录里。

　　省港澳联合赈灾组织

　　当时九大善堂和东华医院时常合作赈灾，省城九大善堂总商会七十二行商集议联合香港东华医院开办平粜总公所。因为当时“粤省丰年粮不半岁，一遇水旱，接济稍窒，大局立危。是以前光绪戊戌、壬寅、癸卯及本年，米价飞腾，人心惶恐，皆赖举办干粜，潜遏乱萌”。举办干粜，就是担心平民因缺米而引发暴乱。在当下，没有米吃不至于发生动乱，而在当时三餐都依赖大米的情况下，缺米很有可能发生动乱。但是，当时安徽芜湖的米失收，需要去收购越南米。与此同时，只有香港公源米行的刘小焯和阮荔村才能收购到越南米，于是便需要东华医院出面，让他们去收购越南的米。去办事的代表是冯平山和梁峙庭。冯平山颇为知名，他是新会人，香港大学至今还有冯平山图书馆。之后，他们就在爱育善堂东厅设立平粜总公所，接济各府厅州县来办理相关事宜。后续因广仁善堂倡议举办救灾公所，九大善堂行商总会等遂分别设救灾公所，另设广仁善堂。但是，倡办名单上仍是这一批人。

　　1919年，香港爆发了香港史上第一次，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抢米暴动。事后，香港当局批评说香港必须储备一定量的大米，不能突然出现无米可食的情况，否则就会产生暴乱。1919年收购大米苦难重重，因为当时越南和泰国的米都禁止出口，日本米坊也发生动乱。香港发生抢米暴动时，大家都去安徽芜湖抢购大米。后来，由刘铸伯出面与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沟通，同时梁士诒也劝说安徽方面不向日本人售卖大米，要其将大米运至广州。整个事情的推动，依靠的不是政府，是商人凭借自身的江湖地位，才得以顺利解决。当然，当时的广东粮食救济会的总理陈廉伯和简照南也参与其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刘铸伯和梁士诒曾合作将一些华人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从事后勤工作。最初这个事情是他们运用民间的方法做成的，后来才得到北洋政府支持。刘铸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属于今天深圳平湖人。直至今日，在平湖仍能看到他建立的医院。今日的平湖人仍然记得刘铸伯，他有一项重大功劳，就是促成广九铁路在平湖设站。要知道铁路在某地设站会对当地经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梁士诒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他在北洋政府任职为官，家安在香港，他的女儿在香港读英文学院，他本人也极为精明。

　　从1919年七月初三的东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当时东华医院主席是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记录中可以看到“近因米价日昂，民食维艰”，要去“施粥以救眉急”，因此就要广州粮食救济会汇点大米过去。己未七月初十东华会议记录写道，“何世光翁曰今晚请列位到会系因蒙何君晓生”，前者曾邀陈廉伯帮助将省城所存芜湖米拨些来港一事“已达到目的”，昨晚何君接到电报云“督军已批准出口一万担”，“特通知东华医院派员到省接收，今院欲举两位（谢家宝、李右泉）上省与陈廉伯接洽”。谢家宝是何甘棠的女婿，“谢家宝翁曰，承主席命赴夜轮上省，为接收芜湖米事，但抵省时尚早，乃先到米埠试看芜湖米如何，见得虽不及暹罗米之佳，然仍属过得去，只有些少尘糠气味而已，后乃联队往沙面见陈廉伯先生接洽一切”。后来，他们又到广同兴米埠托人将米运回香港。在他们运输米、储存米的过程中，能够看出东华的总理们是从事哪一行业。他们做事的方法就是商人间的互相帮助，因为总理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大家可以一起帮忙，所以整件事情可以顺利推进，政府则完全没有参与。可见，当时粤港之间的合作就是这种方式。

　　海外赈济侨团之中介

　　东华医院在海外赈灾中也扮演中介的角色。有两封信，分别是新金山巴辣埠（澳大利亚巴拉瑞特）致东华医院，以及雅加达中华总商会致东华医院，函请东华赈济广东水灾。因为他们都觉得东华医院值得相信，所以将钱全部汇给东华医院，东华医院再转汇给广州的善堂赈灾。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在此作为中介的角色。另外，还有古巴中华总会救助广东水灾，也是通过东华医院进行的。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澳洲悉尼埠商会也通过东华赈济广东水灾。不止水灾，汕头在1918年正月初三发生了7.3级大地震，整个汕头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当年赈济也是借助东华医院，通过南北行去赈灾。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信函。

　　东华医院档案反映出，清末民初粤港之间的交流非常便捷。当时东华的总理和九大善堂的总理名单大多都重叠。最特别的是，在那个年代，两地的善堂一起合作了诸多事情，帮助了许多群众。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当时广州一带民众受的苦难会更加多。如今讲大湾区，也应该强调当年粤港的关系，从善堂的相关历史中即可看出两地密切的关系。

　　（摘抄自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教授演讲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