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公益慈善，迫切需要进行四个层面的现代化再造：一是文化形态的现代化再造，二是组织形态的现代化再造，三是财富形态的现代化再造，四是生产/经营形态的现代化再造。其中，文化形态的现代化再造，又是当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最大短板，也是实现其他几个现代化的基础前提。

　　中国公益慈善文化形态的现代化再造，必须理清中国原有的慈善文化体系和自身逻辑，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基因传统。而要搞清楚中国公益慈善文化基因图谱，又必须回到源头，重读元典，让人们全面了解几千年前当时的话语场景和理论思想体系。

　　中国公益慈善基因图谱，非常丰富而且多元。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无法跳过《史记》的。而《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便可用来重温和解读司马迁的财富观，即2100多年前中国人形成的慈善与财富关系。

　　“财富”的由来与中国的财富精神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这是我读过的中国古典文献中，最早使用“财富”一词的文章，而且其语意非常明确，与今天所讲的“财富”是一致的，就是物质的财富。现在人都知道追求财富，但很少有人知道，财富这个词是从《史记》开始的。而《货殖列传》，就是为商人即财富创造者树碑立传。

　　从先秦源头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财富并不排斥，中国人的财富精神原本是积极阳光的。中国文化的偶像代表孔子就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即富有的生活，若通过努力可以达到，做再辛苦和低下的工作也愿意。孔子反对的是通过非正道而获得财富，因此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正是本着此积极的财富精神，即“不害于政，不妨百姓”，而是通过自己努力和智慧去获得财富。

　　这说明中国的财富一开始就是有责任的，这就是“富而有责”的中国基因，是中国人的财富精神。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天赋天生

　　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提出，政府对市场最好的办法是“因之”、不干预，最差的是“与之争”。但西方理论又提出天赋人权，“自由”是天生的。我们看看2100年前中国人的理论：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货殖列传》一开篇，太史公就批判老子那套“至老死不相往来”思想是违背人性、行不通的。接着，他说，从有历史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习俗由来已久，即使用最强大的空洞理论去挨家挨户劝说，也改变不了。人们追求财富是自然的天性，政府应该顺应天性，对追求财富享受不要过多干预。因此，“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最好的办法是顺应人民，其次是引导，其次是教育，再其次是整治治理，最差就是与民争利。

　　太史公的这一思想，何其伟大！这不就是今天被全世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奉为金科玉律的 “政府不干涉市场思想”的源头吗？后世中国“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也出自这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而在2100多年前太史公 《货殖列传》这里，我们竟然可以找到近似的源头基因。

　　财富是仁义的基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平民百姓富了，就会更加尽力去做适合自己能力的事；君子精英富了，就会乐于施行他的道德理想。潭渊水深，鱼儿就会在此生长，森林茂盛，野兽就会奔向那里；人富有了，仁义就会随之而来。

　　太史公非常推崇春秋时期的管仲，这里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即出自管仲的著作《管子》。但《货殖列传》比管仲更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君子富，好行其德”，最后推导出“人富而仁义附焉“的结论，就显得特别有见地，让人佩服，尤其值得今天中国公益慈善的同仁学习。中国共产党人鼓励的 “富而有仁，富而有爱，富而有责”，中国特色公益慈善事业理论的底层逻辑，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理论基因，都可以从《太史公书》读出。记得多年前，共和国的一位总理赞扬一位慈善家的善举，就说过：“企业家的血管里，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财神范蠡是“富好行其德”的标杆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太史公为范蠡立传，尊其为创富之祖。后世国人把范蠡尊为财神，就是因为太史公。范蠡不仅学计然之策成功，最关键的是，他还富而有仁，是中国最早的慈善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被太史公称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

　　拜太史公《货殖列传》所赐，一直到今天，我在国内外介绍中国的慈善家，都毫不例外首推财神范蠡，并进而自豪道：中国人的财富上，从一开始就是长有精神的。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优秀基因。

　　曾经的华人首富李嘉诚，他崇拜的偶像，就是陶朱公范蠡。本世纪初我去绍兴调研城市慈善，就跟当地领导说：“你们这里富裕，是有传统的，但你们的这个传统，还包括富而有德，要复兴公益慈善事业。不能只讲范蠡与西施爱情故事，还要讲他是最早的慈善家，宣传他的德行善举，将其他为绍兴的城市精神之一。”

　　子贡乃孔学功臣 财富是主义基础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读到这里，我特别感叹司马迁虽尊孔子，但更爱真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孔子的七十门徒中，子贡和原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原宪字子思，是安贫乐道的代表人物，颇似颜回。子贡即子赣，复姓端木，名赐，则是孔子弟子中最富的一个。子贡财大气粗，每到诸侯各国，国君都与他平等行礼相待。但孔子最喜欢的却是颜回、原宪这样的学生，《论语·先进》中，孔子这样评价：“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学而篇》又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太史公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也有同样记载：“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说颜回仁义道德几近完美，但却屡屡穷得一无所有，空空如也；而子贡不安本分，不听天由命，去经商做生意，但对市场预判却非常准确，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贫穷而不谄媚，富而不骄，是基本道德。孔子对子贡要求更高，贫可乐道，富而好礼才是高境界。虽然，孔子明显厚颜回薄子贡，但司马迁在这里却非常肯定子贡的杰出成绩，说使孔子名扬天下、孔学天下流传，主要还是靠子贡的功劳，并说这就是前面所谓 “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

　　我相信太史公的判断，若无子贡之财，后世几千年中国文化中最主流的儒家仁义之道，可能湮没无闻！这也告诫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使你的学术理论传之后世，影响未来，必须要打好经济基础。就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能够在世界上传播，得益于恩格斯的经济支持，是一个道理。

　　长年贫穷却好讲仁义是可耻的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财富是美好的，贫困是可耻的。如果一个男人，把家里搞得贫困潦倒，父母亲人妻儿子女跟着受苦，过年过节都没法给祖宗上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搞成这样而不感到惭愧，那就是无耻到了极点。如果一个人经营生活有方，无需冒险涉难就可以富足，则圣贤都鼓励。致富方式有三种，实业致富为上，商业致富次之，作奸犯法致富最下。如果一个人，没有隐士的品行，长期贫困潦倒，却好讲仁义，这样的人是可耻的！

　　在金融资本主义手握数字技术工具收割全球财富的今天，太史公的“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值得今天中国决策们和企业家们高度反思。太史公说：“长期贫困潦倒，却好空谈仁义，这样的人实在可耻！”则特别值得我们公益慈善圈的朋友们高度重视、终身铭记。

　　读《太史公书》至此，如醍醐灌顶。这种对财富的正确态度，对财富与仁义关系认识的深刻，就是放在今天，太史公也是中华第一人。

　　（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秘书长兼慈善分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