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捐赠活动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独特而深刻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推动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更在文化传承、社会教育、制度建设和民族认同等多个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典籍保护与文化传承：

　　捐赠的永续化意义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捐赠在典籍保护与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私人藏书家和团体机构通过捐赠使大量珍贵文献免于散佚，为中华文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其意义之一在于，实现了珍稀文献的集体化保存。珍稀文献的集体化保存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传统藏书楼模式在近代社会转型中逐渐式微，而公立图书馆尚在起步阶段，私人捐赠成为文献资源整合的关键途径。如卢靖向南开大学捐赠毕生所藏十万余卷图书，其中包含大量珍稀版本和学术价值极高的文献。同样，梁鼎芬将“葵霜阁”藏书捐赠给广州梁祠图书馆和镇江焦山书藏，其夫人遵其遗愿又将梁祠图书馆全部三百余箱图书赠予广东省图书馆，实现了私藏向公藏的转化。这种“化私为公”的捐赠模式，有效避免了如皕宋楼藏书外流日本的文化悲剧重演。

　　其意义之二在于，构成了多家图书馆的基础馆藏。清末民初是京师图书馆和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继创办的时期，捐赠构成了多家图书馆重要的馆藏基础。1929年至1935年是北平图书馆的成长与发展阶段，也是外文藏书的形成阶段。此间，社会捐赠对该馆西文书和日文书的入藏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徐凌志统计，在此六年中，西文书购入33001册，捐赠28113册，捐赠占到全部入藏量的46%。日文书捐赠的比例虽然少一些，但也占到13.4%。另据《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二十五年七月至二十六年六月》，该年度“承中外赠送之书计中文旧籍465种1901册，新书5095种5363册……继续受赠杂志800余种，地图117种，照片23种，工程图2种，西文书640册，地图34种，期刊合订本694册。”可见，杂志捐赠也是北平图书馆馆藏的重要来源，受赠种数为800余种，且是连续受赠。

　　省级图书馆中，1946年，广东省立图书馆受捐图书、期刊及报纸的数量都远超购买数量。

　　对于甘肃天水图书馆而言，捐赠意义更为重大。1937年邵力子捐赠的5240种16616册图书为1938年甘肃天水县图书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支撑，构成该馆主要基藏之一。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如今天水市图书馆古籍书库的主要藏书仍为邵力子的赠书。

　　其意义之三在于，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民国时期的捐赠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学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上海明复图书馆因集邮大王周美权所捐数学书籍极为珍贵，专门在馆内开辟了“美权算学图书室”。中国数学会成立后，即以该室为办事处。1935年9月，中国数学会在美权算学图书室召开数学名词审查会，结果得名词3426条，一改原先用词不一的问题，有了比较统一的汉译数学名词。周美权先生的捐赠为数学界这一重要成果的取得贡献了重要力量。

　　此外，留存在图书上的印记和捐赠人批注 （尤其是名人批注）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阅读批注，可以实现不同时代读者的隔空对话，增加书籍的内容价值。1915年江苏常熟市图书馆的创办离不开铁琴铜剑楼第五代楼主瞿启甲的私藏捐赠，目前在常熟市图书馆馆藏中，还能看到这批捐赠书的重要印迹。比如该馆馆藏《蒙氏》一书上同时钤盖有上海图书馆的收藏章和退还章，意即该书为上图退还后，书主又捐给该馆者。而本书难得之处，则是卷末有乾隆时期著名藏书家鱼元傅的跋语，鱼的跋语在市面上特别稀见。另据牛庆国考证，常熟图书馆今藏的九种鱼元傅稿抄本（包括《酌中志余》《龚渊孟先生北征日记》《看梅纪游草》《海虞别乘》《三家村老委谈》《家儿私语》等），大多为铁琴铜剑楼旧藏，且均保留有鱼氏题跋。诸跋语对考察鱼氏生平行实、抄书缘由、抄校过程及诸书递藏源流有重要文献价值。《金石萃编》是清代金石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围绕此书有诸多学者批点校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廉皓晨以浙江大学图书馆馆藏孙延钊1947年捐赠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孙诒让《金石萃编》批校本为研究对象指出，“孙诒让批校本《萃编》是反映其早年校碑活动的重要见证……，即使与学界目前的《萃编》整理成果对比，孙诒让批校本仍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此外，目前中央党校图书馆所藏毛泽东的赠书内还有不少他的铅笔勾画和批注。如在1937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 《世界政治》一书封面有“毛泽东”墨笔手书签名，书内页除有其铅笔勾画的阅读符号外还有不少批注。针对“资本主义在素质上是反集体制度的，只能联合起来抗拒共同的敌人，故不能产生或容许全世界的集体的结果”这一段话，毛泽东批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已不可。世界大战”。敏锐地指出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毛泽东赠书中的亲笔批注，更可视作毛泽东手稿的补充，成为编辑党史文献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具有极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和文物保存价值。

　　制度创新与行业发展：

　　捐赠的规范化意义

　　在社会捐赠与近代图书馆建设的互动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系列激励政策、管理机制和行业规范，为现代图书馆制度奠定了基础。

　　首先，政策激励体系形成。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多次颁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以激励社会捐赠之热情并纾解财政之空虚。在赞助图书馆方面，教育部、中华民国大学院也通过颁布 《图书馆章程》（或《规程》《条例》），从政策层面为社会捐资及捐建图书馆建立起一套激励措施。1915年10月教育部先后颁布的《通俗图书馆章程》和《图书馆规程》都规定，“私人以资财设立或捐助通俗图书馆者，由地方长官依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咨陈教育部核明给奖。”1927年1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图书馆条例》第十四条再次规定：“私人以资财设立或捐助图书馆者得由主管机关呈报大学院核明给奖。”1930年5月教育部《图书馆规程》第十三条继续沿袭了该奖励条款。以上政策条款连同各图书馆公开致谢、颁发奖章奖状、镌名纪念、悬挂照相以及以专室专架命名等奖励措施共同构建起了一个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具体的系统性捐赠奖励机制，为捐赠文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各种奖励措施也使慈善捐赠行为转化为符号化的社会资本，既提升了捐赠者的社会声誉，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营造了比较浓郁的捐赠风气。

　　第二，行业协调分配捐赠资源规范初立。随着民国图书馆数量及各界捐赠资源总量的增多，中华图书馆协会以及地方图书馆协会等行业组织通过对募集图书进行统筹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捐赠资源的行业协调规范。如在对国外捐募图书进行分配时，中华图书馆协会不仅积极与政府、学校合作运输，将图书从香港转运内地，解决内地学术需求，还严格按照募书初衷，妥善安排获赠图书的分配问题。1939年，因为有一部美国赠书暂寄存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会驻港办事处，由香港侨胞创办的华侨图书馆遂上书教育部恳请将此项寄港未运图书遗赠该馆以充实馆藏。但由于该馆不属于此前存港图书的救济范围馆，中华图书馆协会拒绝了此项请求，并详细向教育部禀明缘由。而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于1941年7月的延安图书馆协会则通过会员大会决议，按照各馆所需书籍数量及类别，将募集到的图书统一进行分配。抗战时期这种基于行业共同体的协调分配机制，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文献资源的抗风险能力和捐赠资源配置效率，还初步确立了行业协调分配规范，为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图书馆捐赠管理模式创新，捐赠活动促进了专业化管理机制的形成。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建成后，学校董事会于1927年-1930年间先后四次专题研究图书馆管理问题，形成为捐款人向教育部请奖、优待捐资人子弟入学、每年向创办者卢靖报告经费使用明细、编撰馆史印发明信片宣传、设立图书馆管理委员会、开辟对社会开放的阅览室、建立图书馆章程及阅览规则以及合理搭配中西文管理人才等八项决议。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捐赠资源的有效利用，更推动了图书馆管理的制度化与专业化。特别是 “开辟对社会开放的阅览室”一项，体现了私立大学图书馆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打破了高校图书馆的封闭性。而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发挥捐赠书籍的作用，1933年8月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更是决议通过了《东方图书馆之组织及捐助书籍之保管原则》，规定上海东方图书馆专设监察会，“受各地方赞助委员会之委托，监察各赞助委员会为东方图书馆募捐之书籍永供公开阅览，不使任何人作其他之处分。……东方图书馆万一因意外事故而停办时除属于商务印书馆捐助之财产书籍由理事会处置外，其余财产书籍由监察会议决改捐于中国境内之其他公立图书馆。”

　　第四，图书馆业务工作提升。在民国图书馆捐赠中，有一类重要捐赠是它馆的馆藏目录，这不仅是各馆互通图书有无的信息来源，也是业务交流的重要参照。尤其是在蔡元培和袁同礼的协调下，美国国会图书馆从1923年6月开始持续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寄赠该馆的全套目录，这绝不仅仅是赠送了一批现成的书目记录，而是一次西方现代图书馆理念、技术与标准向中国系统性输入的重要事件。它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化、标准化进程，促进了中西学术交流，并成为当时中国图书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催化剂。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卡片后进行了慎重的保管，可惜受到1927年-1929年北京大学解散风波的影响，全套目录卡片直至1935年新馆落成后才陈列于二楼东西走廊供阅览人和馆员参考。相比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展陈利用，此番目录捐赠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袁同礼的深刻影响。袁同礼在任职北大图书馆主任的三年中，“致力于采用西方新式的管理方法整顿图书馆，清理了积压的大量西文书刊，编出政府出版物目录一册，西文书目三册”。

　　（转自《图书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