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具有浓厚的慈善文化氛围，台湾民间团体数量非常多，据2008年前后统计，仅高雄市登记在案的社团就有1130多个，其中半数以上为公益性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四川地震、缅甸、印度尼西亚的灾难，到内地的洪灾，甘肃的旱灾，泰北、车臣、北朝鲜等地的战争灾难，人们都可见到台湾慈济功德会的人穿梭其间。而中国首部捐款法诞生于抗日期间的台湾。事实上，从清代开始，台湾就形成了一套多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慈善机构，影响至今。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居民移往台湾，一时间游民、乞丐人数激增，贫困者、老幼无依者引起了一些社会不良现象。针对上述现象，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了诸多慈善机构，并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救济活动。

　　“养生丧死”为历代政府所重视。为揽民心，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知县沈朝聘、凤山知县杨芳声、诸罗知县季麟光分别在所辖各县设置养济院一所，收养“境内鳏寡孤独、残疾无告之人”。清廷另外还建了4所养济院。这7所养济院成为当时台湾社会救济的主要国家机构。由于养济院名额有限，为了救助更多人，又建普济堂（济善院）3所。另外，还设有栖流所（留养局）、孤老院等机构。台湾的丧葬救济在清朝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不仅有祭有贮有收有埋，而且配套设施齐全。清朝时期，台湾共建大小义冢100余处，为其他慈善机构数目之冠。

　　台湾地形崎岖，夏、秋季节，道路泥泞，加之交通工具落后，常常有车马倾覆之险。为此，康熙年间，各地方官员和民众陆续捐资设立了许多路亭，供行旅之人驻足休息。又由于台湾境内石多河宽，渡河必要舟渡，但当时舟渡流弊日甚，撑船之人常“借此居奇，设渡船横索渡钱”。为此，台地官民共同努力，设置义渡30余处。

　　乾嘉以后，台地海禁开放，人口激增，“台南乡妇，常有溺女事”，清政府一方面颁布法令严禁溺杀女婴，《大清会典》规定：“各通都大邑,各应建立育婴堂，收养遗弃婴孩，雇乳妇，善哺乳，委官役董其事”；另一方面建立育婴堂。同时，还推行异姓收养制度。台湾第一所育婴堂———嘉义育婴堂创始于嘉庆年间，就是收养遗弃女婴或贫困不能自给者。

　　清代台湾社会慈善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官府、各级官吏，但也有乡耆富绅及社会各阶层。官方主要的救济场所养济院通常以官方拨款为主，个人捐助为辅，但在台湾，各地养济院虽名为官方所建，但其中经费多由民绅募捐而来，如台北养济院创办经费“皆由官、绅、商、贾义捐而来”。

　　清代台湾在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以养济院为中心的贫困救济机构，以育婴堂为中心的幼儿慈善事业，以义渡为中心的行旅帮扶机构，以义冢为中心的丧葬救济助体系。无论是养济院、普济堂、栖流所还是育婴堂、义冢等，一方面是清政府进行社会救济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清政府对台湾社会控制职能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