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普济堂兴起于康熙朝，发展和兴盛于雍正至乾隆朝，清嘉庆后开始走向衰落。就现有资料来看，目前关于山东普济堂在清代的出现时期最早记录是在雍正十二年。关于清代山东普济堂的发展状况，本文拟从分布范围、资金来源、接收对象等方面作一阐述。

　　分布范围

　　清代普济堂的建设，也基本沿袭养济院的建设制度，一般建于通都大邑之处，基本只在州县一级的行政区域建设，乡村等一级的很少见。通过史料，不难发现，清代山东普济堂的建设普及也是在州县一级，数量最多且规模较为完善；在乡村一级也出现过，不过数量极少，据山东地方志来看，有记载的仅有几处而已。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基本山东每一个州县级行政区域至少存在一所普济堂，绝大部分地区都只有一所，有两所普济堂的州县寥寥无几，有三所普济堂及以上的州县级行政区域基本没有；其次，普济堂在当地的分布也有一定的特点，大部分都是位于交通便利的地点，部分普济堂甚至是和养济院、育婴堂等机构在同一地点，慈善机构的相对集中，也是方便官府进行管理的，对于普济堂等慈善机构的监管会比较及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防止腐败情况的产生。虽然有少数地区有两所普济堂，但都是一所位于城内，一所位于乡村；位于乡村的普济堂也基本都是当地的义绅所建或者捐输财产等，当地士绅也是出于州县普济堂距离乡下的距离过远，辐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考虑，故而，在乡村一级修建了少数的普济堂。

　　清代山东普济堂之所以普及在州县一级，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每一州县，必于境内建造普济堂一所”，河东总督王士俊的推行是山东各州县普济堂兴起的直接原因。

　　首先，山东普济堂的兴起和发展是在雍正、乾隆两朝，山东普济堂的兴起也得益于雍正二年的诏令，虽然雍正本人在当初颁布诏令的时候对这种民间慈善机构并不看好，正如夫马进先生在《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中所阐述的那样，普济堂之所以像育婴堂那样自然发生似的在全国一下子普及开来，是事出有因的，而雍正二年（1724）发布的上谕则给与了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地方大员对于诏令的推行大大超乎了雍正皇帝的想象，雍正十二年，雍正皇帝曾对误解上谕意思的官员进行了批评，称修建普济堂等“亦不过妇女慈仁之类，非急务也”。

　　总之，不论皇帝或者官僚出于何种目的，普济堂在山东这一地区的兴起和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一客观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资金来源

　　清代山东普济堂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以官捐为主、民捐为辅的模式。在山东普济堂的发展过程中，它的资金来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有益于普济堂等慈善机构作用的发挥。如在普济堂的前身，京师“修路慈悲院”可以看出民办慈善事业的发展概况。普济堂始于在北京的修路慈悲院，设立当初，参加的人员有僧侣和12 个普通百姓，他们设置了一个被称为“米会”的善会，通过“米会”来支撑着善堂的经营。这里不仅收容了北京近郊的筑路工人，而且还针对皮肤病或者流行病等病状设立了病坊（医院），同时还经营着义塾。在此之外，据说还举行施舍棺材、设立义冢、放生等善举。应该说，它正是一个体现了善举思想的综合性的福利中心。

　　普济堂最初是由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义士自发创设的民间慈善机构。其经费由民间而来。但是自雍正二年发布倡议各地建立普济堂的“诏谕”后，普济堂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王士俊任河东总督期间，在山东、河南两个省内推广设置普济堂，“纤毫不需公顷”，但是虽然其中的半强制性质已经很明显了，但是其资金来源主要还是士绅。

　　总之，在清代山东普济堂的发展过程中，其资金来源是变化的。在普济堂创立之初，其资金来源便是有士绅倡捐，由官府、士绅、富户等共同集资，如果出现资金的盈余则存在当铺生息；如果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则由地方官垫付，至于地方官对于普济堂的垫资占多少比重，这点无从考察。许多普济堂皆有看堂人，其佣金一是由义田田租或息银支出或者由官府发给；并且，在普济堂的建设中，僧人、平民也有参与其中的记载。

　　在普济堂的资金来源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踊跃捐建普济堂的士绅，当地官府均给以表彰，“给扁示旌”，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激发士绅等参与慈善救济事业的积极性。通过材料可以看出，前代山东雍正时期的普济堂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官捐，既包括官府也包括官员个人捐助，捐的有田产、谷物、银等；二，士绅，包括田产、银等，；三，富户、平民等，有经济实力的参与其中，包括田产、银等，这一阶层参与其中的较少。

　　接收对象

　　在清代山东地方志中，关于普济堂收养对象的记载寥寥无几，甚至没有。山东普济堂的接受对象没有户籍限制，不用于明清时期的养济院。普济堂主要是收养孤贫，即鳏寡孤独贫病之人。养济院收养的有着本地户籍的鳏寡孤独残疾贫病之人，而普济堂则不管本籍、外来，一概收容。修路慈悲院之所以出现在首先出现在北京，即因为京师外来人口较多，流动量大，而养济院又奉行本籍主义原则，很多外来孤贫人口只能进入幡竿、蜡烛二寺以及民间设立的类似于普济堂的修路慈悲院。可以说，清初北京地区的客观环境，促进了类似于普济堂的机构产生。

　　普济堂主要是收养贫病老人为主，而养济院则强调贫困的残疾之人。如乾隆四年上谕中所说：“各府州县设立养济院，原以收养鳏寡孤独疲癃残疾之穷民。”由此可见，普济堂与养济院虽都以孤贫为收养对象，却是各有偏重的。

　　再者，清代普济堂的接收对象的救济是有限制的。当然，在山东普济堂兴建的初期，并没有人数限制，只是后来设定了常额，浮额等两种类型，这两个类型的待遇是有差别的。

　　清代山东普济堂无论是从建置规模、收养对象上来看，与完完全全的官办机构养济院不相上下，只是在资金来源和管理过程中，存在差异，道光以后，这种差异越来越小，致使普济堂出现了“养济院”化的现象。清代山东普济堂在雍正二年得到了迅速发展之后，在维护社会稳定，赈济穷苦百姓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杨培方《清代山东普济堂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