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中国开埠通商，特别是晚清“新政”后，绅士阶层日渐衰落，工商阶层逐渐进入社会中心并成为地方慈善事业的主导力量。这种变化首先是从近代开埠后绅士分化开始的。学者研究近代社会变革中流入上海的士人，发现“除少数尚有余资可坐食其利或从商的人外，大多数贫寒之士既无余资去经商致富，又无其他长技以谋生，只有依靠手中的一支笔来谋取衣食之资”。（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有余资从商的绅士称为绅商。除了这种正向的绅士从事工商成为绅商外，清末还有一种绅商是商人通过捐纳和捐输获得功名成为绅士，以便享有特权，这种逆向流动在清末较为普遍。这是因为社会剧变需要一个过程，尚未彻底改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使得商人富而不贵。由此，许多商人便通过捐纳或捐输方式进入绅士阶层。根据学者研究: “清末苏州绅商约有85%来源于捐纳功名和职衔，仅有15%左右从科举仕途转入商界。同苏州相比，全国其他各地情况可能有程度的不同，但捐纳和捐输为绅商形成的主要途径当属无疑。”（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在社会剧变中，这种可以称之为逆向流动的现象说明了“新的社会因素或社会力量最初总是附属于旧的社会结构。尽管近代新式商人的兴起是以新的社会职业姿态出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进步，但它依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社会身份等级的强大吸附力的左右”（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这种逆向流动为绅士阶层注入了新元素，士商合流称之为“资产阶级早期形态”，也可以称之为“过渡的资产阶级”，有别于民国以后以新兴工商业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绅商具有文人的淡雅和商人的精明与开放，他们以比绅士更开阔的视野和筹资能力投身于慈善事业。在苏州、上海等经济发达的江南城市，绅商在城市慈善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红十字会最早在上海建立，就是由沈敦和、施则敬、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等绅商和官员发起的（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最能反映绅商组织能力和开放视野的是1876—1878 年“丁戊奇荒”期间的赈灾行动。当时，江南绅商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经元善、盛宣怀、郑观应、李金镛、唐廷枢等绅商在国内外设立21 处分所，与之联系的绅商达180 多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慈善网络，共募集资金110 多万银元，拯救上百万人性命，开创了民间义赈大规模跨地区赈济先河。（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这次义赈相对于传统绅士主导的赈济来说，具有动员广泛、参与人数众多、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分工合作、赈济内容广泛而灵活、民捐民办自主性强等特点。绅商在赈灾中的作用得到政府和社会认可，他们的地位迅速上升，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等人灾后就受到李鸿章器重并委任为上海民用企业的会办或襄办要员。绅商从参与慈善中也找到了关注社会利益和公共议题的新的途径和平台，他们“为了荣誉而业余地参与慈善活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参与，他们承担了这种慈善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并将此作为终生的职业。最终，这些堂董形成了一个负有特殊公众义务的社会政治团体”（ 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慈善活动主导权从绅士向绅商转移，是慈善权势转移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结; 随着民国建立后新兴工商者业者崛起壮大，他们最终代替绅商成为慈善事业主力。

　　民国建立后，随着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颁布和西方国家忙于“一战”而无暇东顾，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迎来一波高潮，新兴工商业者大量崛起并走入社会中心。许多地方工商业者成为当地慈善组织创立者和主要捐赠人，根据学者整理的《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团体统计( 1930 年前后) 》中的慈善团体主持人及“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所属各善堂会所的负责人身份”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主要职员，以及联合会中注明团体名称与负责人身份的29 个慈善团体中，负责人为工商界人士的就有21 人之多，占72%。 上海涌现了一大批民国慈善领域引领风骚的人物，比如王一亭、徐乾麟、虞洽卿等，他们带动和影响了上海乃至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天津市慈善联合会作为办理全市慈善事业、联合各界善士的团体，其核心成员有多人来自工商界，委员中数量最多的也是工商界人士。 天津钱业公会主席王晓岩，天津市商会执行委员王兰亭、王春熙，商会监察委员徐懋岩等工商业者分别担任天津市慈善事业委员会副会长、天津红十字会交际股员、长芦育婴堂董事、天津教养院董事等慈善职务。（任云兰《近代天津的慈善与社会救济》）。

　　青岛形成了以李涵清、宋雨亭、丛良弼、丁敬臣等为代表的一批工商业者慈善家群体，他们创建和领导青岛救济院、青岛红十字会、青岛红卍字会等（蔡勤禹、张家惠: 《青岛慈善史》）。

　　在全国各地的慈善组织中，工商业者为地方慈善事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全国性慈善组织中，工商业者也是主要参与者、捐赠者和管理者。以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两个全国性慈善组织世界红卍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为例。世界红卍字会于1922 年正式在北京政府内务部立案，其会员中工商业者所占人数最多。学者根据1937 年世界红卍字会向社会部报送的相关登记资料统计，在有据可查的300 多名会员中，商人139 人，占42.7%; 政府公务人员82 人，占25.2%; 学校校长和教师25 人，占7.6%; 在地方从事慈善事业者25 人，占7.6%; 军人23 人，占7%; 地方议员9人，占2.7%; 医药人员6人，占1.8%; 地方士绅6人，占1.8%; 另有和尚1人、道士1人、孔庙奉祀1人( 河南滑县) 。（宋光宇《民国初年中国宗教团体的社会慈善事业———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例》）。

　　从地方上的红卍字会统计中也可以印证这种工商业者的主力特征。1937 年上海红卍字会向上海市社会局登记会员134人，其中有99 人填写职业栏，商人占其中98 位，另一人是医生。1946年，济南市红卍字会登记会员1185 人，其中商人743 人，占62.7; 实业者19人，占1. 5%; 政府公务人员173 人，占14.6%; 学界111 人，占9.4%; 军界20 人，占2. 5%; 警界18 人，占1.5%; 医界27人，占2.3%; 律师2人，占0.16%; 农界39人，占3.44%（山东省档案馆藏《济南分会送山东省会警察局城外两分局的宗教团体调查表》）。从红卍字会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会员职业中可以看到，工、商、政、学成为最热心慈善者，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着他们更希望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他们的参与和贡献大小决定着慈善组织的荣辱兴衰。

　　中国红十字会是近代最著名的慈善组织，其成立之初是绅商与官府结合推动的产物，到民国时期发展成为一个行政色彩颇重的组织。即使如此，工商业者在其中也占有相当比重。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名誉会长一般由政界领导兼职，副会长通常由著名的绅商和工商业者担任，担任过副会长的有沈敦和、虞洽卿、史量才、刘鸿生、杜月笙。在各地分会的负责人也有不少是工商业者担任。青岛红十字会会长宋雨亭是青岛商会会长，梧州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由富商周之济担任，宜宾红十字会理事长曾炳文是瓷商，汉口红十字会会长由商会会长王琴甫兼任（高鹏程《近代红十字会与红卍字会比较研究》）。湖南省各地方红十字分会的兴设和管理也大都可以看到工商业者的身影，有的分会如津市分会、益阳分会、耒阳分会就设于当地商会内，更可见红十字会与地方工商业者密切关系。一些地区红十字会虽然不是工商业者担任会长，但其管理层主要成员有不少工商业者，他们为红十字事业捐赠和贡献颇大。新兴工商业者崛起并参与慈善标志着晚清以来慈善事业的主导力量从绅士到绅商，最后到工商业者的转变完成。工商业者走进社会中心，由“四民之末”而跃为“四民之首”，改变了传统社会加在其身上的贱商、重利轻义等污名，他们利义兼顾，勇于社会担当，有力地推动了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蔡勤禹《权势转移———从慈善视角看近代士与商阶层变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