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儿院是民国时期兴起的一种专门以救助6-16岁之间的贫苦儿童，并授以相应技能使其能够生存于社会为主要目的慈善机构。苦儿院多为民间绅商创办，并在江南地区盛行。（根据学者的研究，关于江南的概念主要分为两种，即“大江南”和“小江南”。“大江南”主要包括皖南、江苏、浙江全省及江西的部分地区。“小江南”则指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地区。本文所讲的江南地区则正好介于二者之间，包括皖南、苏南和浙北地区。）苦儿院之所以能够在民国时期盛行，跟以下因素有着密切联系。

　　苦儿院的设立和发展

　　苦儿院，之所以有此称谓，用皖省苦儿院院长潘怡然的话说就是“取教养极苦子弟之意”。整个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设立了多所苦儿院。其中苏州、镇江、安庆、上海四地的苦儿院最具有代表性。且每所苦儿院的设立均离不开当地绅商及政府的支持。由于苦儿院多为民间私人发起创办，因此，不同苦儿院创办的具体起因又有着细微差别。其中位于苏州的苏州苦儿院、位于安庆的皖省苦儿院和位于上海闵行镇的广慈苦儿院最具有代表性。

　　苏州苦儿院的设立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安置受到“辛亥之役”波及的数百名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苏州苦儿院经过一系列筹备，最终于1912年4月正式开办。上海广慈苦儿院的创办人沈梦莲，在做江苏省水警二厅第一专署长时，看到江苏无业游民较多，认为这些人之所以失业，多是由于“幼时失教”，遂“爰发宏愿，磬历年俸余，就上海之闵行镇，独任建筑经费，创设广慈苦儿院”。另外，沈梦莲虽然是江苏省水瞥二厅第一专署长，但在创办广慈苦儿院时他并没有动用其水蝥厅专署长的权利，而是以私人身份独力承担该院的建筑经费，因此广慈苦儿院也属于民间私人创办的范畴。皖省苦儿院的创办是因为潘怡然赴上海游玩参观上海贫儿院时，被该院的教养模式打动，进而产生了在安徽也创办一所类似机构，使安徽的贫苦儿童能够受到类似教养的想法。随后，在一些省内外官员及士绅的支持和协助下，皖省苦儿院于1917年得以正式设立。

　　综上可知，虽然上述苦儿院的创设的具体原因有细微差别，但总体还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天灾战祸不断，导致各地贫苦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所致。面对无数因各种因素致贫失学甚至流浪的孩童，潘怡然、陆树藩（陆伯纯）、沈梦莲等人毅然创设苦儿院，这对当地贫儿的教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苦儿院的发展，受时局的影响较大，时局稳定时苦儿院经费能够募集得到，其院务也能得到一定发展；一旦时局动荡，苦儿院的经费募集就会遇到艰难，进而其发展则会受到较为严重的制约。尤其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更是给苦儿院带来了灭顶之灾。抗战爆发后，苦儿院不仅经费难酬，甚至连院产都被洗劫一空，致使苦儿院的发展遇到了严重挫折，其中皖省苦儿院、镇江苦儿院以及苏州苦儿院甚至陷入了停办的境地，而广慈苦儿院虽然没有停办但也仅能勉强维持。

　　苦儿院的组织架构

　　苦儿院的组织架构较为合理科学，注重“合议与分任”兼顾。一方面，设立董事会作为最决策高机关。另设立驻院董事会作为董事会的常设机构在董事会休会期间代行董事会的部分职权。另一方面，在苦儿院的日常管理方面实行院长负责制，即由院长负责日常院务的管理。

　　苦儿院董事会有一定数量的董事组成，董事长一般是董事中最有名望或者经济实力最强者担任。广慈苦儿院组成董事会的董事人数在31－41人之间，不允许超过41人。董事的选聘也有一定标准，例如苏州苦儿院选聘董事主要参考三条标准：是否捐助不动产给苦儿院、担任或经募经费达10000元以上、对于该苦儿院有特别成绩或热心筹划者，三点满足其中的一个即可以成为苏州苦儿院董事。董事会主要职权有：议决预决算、议决募集经费方法、议决并执行财产之处分及管理、议决全部章程、监察院内各项事物、选举会长期驻院董事、公推监督、聘请院长、办理董事会的选举。

　　董事会的具体运行状况如下，董事会需定期召开例会，广慈苦儿院规定董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每次开会由会长召集。当然如遇到紧急事情，可由会长或者经过三分之一以上董事的请求召开临时会议且每次出席人数不得少于董事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驻院董事则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每次出席人数不得少于驻院董事的二分之一。每次董事会召开会议之前董事会会长需要将本次会议需要讨论的提案内容提前通知各位董事，若董事因故不能参会，需要于大会召开前将其对议案的意见发送给会长。

　　苦儿院教养的成效与不足

　　1、苦儿院教养的成效

　　苦儿院作为民国时期盛行的专门收养贫苦儿童并施以相当教育的慈善救助机构，在其存在的数十年中所取得的成绩还是不容忽视的。笔者认为其主要成绩有以下三点。

　　第一，使一部分贫苦儿童得到了救助。苦儿院作为慈善机构，其首要功能在于救助。如《怀宁教育志》中所说：“苦儿院收养城乡穷苦儿童，以养为主，亦养亦教”。其中皖省苦儿院截至1933年，先后共收养苦儿1179人；镇江苦儿院自1916年改组后到1927年收养至少500余名苦儿；其中已毕业者300余人，尚未毕业者200余人；苏州苦儿院截至1922年，其所收养的苦儿总数已经达到538人；而位于上海的闵行苦儿院所救助的贫苦儿童同样多达千余人。苦儿院的设立使得不少的贫苦儿童得到了及时的救助，避免了其流浪街头的遭遇。

　　第二，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甚至有些毕业于苦儿院的苦儿后来走向革命道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如毕业于皖省苦儿院的吴振鹏、苏州苦儿院的汪伯乐等人甚至为中国人民早期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民国时期的苦儿院专门收养贫苦儿童，并教授其相当知识与工艺，可有效避免使这些贫苦儿同流落街头成为流民，对于减少社会游民稳定当地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2、苦儿院存在的不足

　　苦儿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收养人数有限、院儿性别差异大、资金过于依赖民间三个方面。

　　第一，收养人数有限。收养人数不足，不仅是苦儿院一种慈善机构的问题，更是整个民国时期私人创办慈善机构的共同问题。

　　第二，院儿教养性别差异大。

　　苦儿院的主要救助大多针对男孩。苦儿院所收养的院儿中绝大多数为男孩，女孩的数量较少，皖省苦儿院开办之初所招收的100名苦儿中，全是男孩，没有女孩；苏州苦儿院最招收有少数女生，但后来曾一度停止招收女生。不仅是苦儿院其他类似儿童救助机构除育婴堂外，所招收的儿童中女生的人数也不多。以熊希龄在北京所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为例，根据1927年教育股的调査当时慈幼院各个分院另外加上附属小学慈幼院共收养学生有1500余人，其中男学生有1000人以上，而女学生仅有470余人。

　　第三，资金筹措过于依赖民间力量，抵御风险能力差。除皖省苦儿院政府各机构补助总数较多外，其余大多苦儿院资金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捐输。苏州苦儿院来自民间的捐助占到其总收入的56.3%，其中刘世炽先生的个人捐助又在整个民间捐助的金额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截至1916年，刘先生先后为苏州苦儿院捐款不少于50000元。而镇江苦儿院对于民间捐助的依赖则更为严重，其民间捐助占该院总收入的64.2%。由于民间个人捐输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旦遇有重大天灾或人祸苦儿院很容易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方乾坤《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苦儿院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