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上海老城厢各个慈善组织合组上海慈善团,经过不断扩张、壮大，发展成为一个涵盖各类慈善事业的大型慈善群团。上海慈善团拥有数量庞大的房产和地产,有着相当稳定且随着都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的收益,并由于其在上海的历史地位而可以获得众多各类捐款。受益于上海都市化发展而获得稳定经费来源的慈善团, 机构庞大、经费充沛,带领其他众多慈善组织在上海都市社会治理中之收殓掩埋、拯溺育婴、收容教养游民乞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慈善组织朝着规模化、跨地域合作方向发展的趋势, 表明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发展的主流并非“小社区化”。

　　梁其姿认为,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到19 世纪中期后出现了“分散地设立在较小社区的基本特点”,“不能有太大的规模,以免有夺县政之光之嫌,也即传统慈善组织出现了“小社区化”倾向。但在开埠后的上海,却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倾向,即综合性慈善组织的扩张和发展,形成规模巨大的慈善群团。这些慈善群团不仅继续举办原有善举,而且从组织、资金以及慈善活动等方面不断加强联系与合作, 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发展和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慈善团, 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也是慈善群团的主要代表。

　　上海慈善团的构成

　　1912年3月,上海老城厢各慈善组织主事人假座同仁辅元堂, 共商慈善大计,正式决定成立上海慈善团,由“市区旧有之同仁辅元堂、果育堂、普育堂、育婴堂、清节堂、保节堂、全节堂、同仁辅元分堂、施粥厂、救生局暨新成立之新普育堂、贫民习艺所”等组成。慈善团设立董事会,作为全团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处理慈善团的主要事务,对慈善团所属团体的财产统一收支、统一管理,根据需要,统筹规划,以便更好地适应时代变化的特点,更加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

　　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各一人,由董事会推举产生。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对外代表慈善团,负责全团事务。成立初期董事名额没有限制, 可以随时按照章程增补,但是,“为实行负责办事起见,由董事中公举常务董事七人, 执行本团事务”,分管总务、财产、建设诸事宜。董事会每月中旬开会一次, 由董事长召集之, 如有特别事项, 得开临时会议。董事会、参议会这些新型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被慈善团体采纳, 实际上正是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适应都市社会发展变化、更好推进慈善事业的举措。

　　上海慈善团在同仁辅元堂设事务所, 由慈善团董事会领导,处理全团具体事务,“酌盈剂[济]虚, 统一办理”上海的慈善事业。1 9 1 1年上海地方自治机构——上海城自治公所改组为上海市政厅,管理包括慈善在内的地方事务。市政厅试图对上海民间慈善事业进行全盘规划和整合, 因而慈善团刚一成立,市政厅即命令将其所属各善堂业务分类调整,划分为六科:第一科办理恤嫠、赡老、矜孤和济贫;第二科办理施棺、赊棺、赊葬、义冢; 第三科办理育婴、保赤;第四科办理养老院、残废院、贫病院; 第五科办理贫民习艺所;第六科办理妇女工艺院。同时规定,各善堂向来办理之黄浦江救生移交给警务、水巡等部门;向来办理之义学、义塾移交给学务科;向来办理之救火水龙改隶救火联合会;向来办理之施医施药改隶卫生科。但市政厅强调调整工作要循序渐进: 在养老、残废、贫病各院成立以前,原有之普育堂照旧办理; 妇女工艺院成立以前,原有之清、保节堂照旧办理; 卫生科完全成立以前,医药事宜暂由事务所照办。据此,上海慈善团将走上专业办理慈善事业的道路, 不再兼顾救火、义学、施医施药等工作。此举表明上海民间慈善组织在地方绅商领导下尝试进行大规模整顿, 试图将自发无序状态调整到协调发展, 朝着专业化和分工合作的道路前进, 以更好地解决都市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也是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第一次整合, 不仅将失去官款资助而难以维持的果育堂、普育堂等整合进慈善团,而且试图全盘统筹慈善事业的发展。

　　上海慈善团依据市政厅命令, 对所属各善团业务进行初步归并和调整, 将相同或相似业务并入同一机构办理,统一救济名目和救济标准,尽力做到统一规划, 以利慈善事业之持久。然而地方自治很快停办, 1 9 1 4年3月, 上海市政厅撤销, “复自治为官治”, 上海慈善团亦自此恢复自由之身,重新成为地方士绅负责的民间慈善组织, 其所属各团体善举亦继续进行, 且加入慈善团的善会善堂逐渐增加。1 9 1 2年, 慈善团有1 2个组织, 随后慈善团第一、二、三义务小学校,以及上海栖流公所、妇女教养所、上海孤儿院、辅元堂南市办事处、保婴局、吴庆馥堂、保安司徒庙、同仁保安堂（后改为保安养老所）、 顾德润堂、上海慈善团养济院、上海游民习勤所、淞沪教养院(即游民习勤所第二所)、赊葬局、普安施粥、保赤局、慈善病院等组织先后加入或者直接由慈善团兴办, 成为慈善团的组成部分。 这些组织共计30余个, 基本上都在慈善团董事会领导下, 一起从事慈善活动,它们构成一个巨大的慈善群团。此外,上海慈善团还给予其他诸多慈善组织资金资助, 并以此为纽带形成一个更大的组织网络。

　　加入慈善团的各团体大都保留原有组织机构,分别领导本团体活动, 而且其内部各个组织之间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围绕上海慈善团, 至少有三种不同关系。

　　首先,是完全隶属于慈善团的组织。这些组织由慈善团管理或者由它直接开办,由慈善团董事会领导,慈善团事务所负责经营，每年的经费开支直接并入慈善团的预算。如同仁辅元堂（包括它所属的同仁辅元分堂、救生局、辅元堂南市办事处等）,普益习艺所（贫民习艺所）, 游民习勤第一、第二所, 所属第一、第二、第三义务小学，清节堂(1929年改为妇女教养所)、保节堂、育婴堂等。

　　其次,是接受慈善团董事会领导, 但不由其直接经营的团体。这些组织加入了上海慈善团并由其兼管业务, 但有独立的经营机构,有单独的会计核算,如栖流公所、同仁保安堂(后改为保安养老所,并入慈善团)、慈善团养济院、新普育堂等组织, “各设主任,各自收支,金[ 经]费不敷, 堂[ 团]中按月补助”。

　　最后,是接受慈善团资助的组织。这些组织可以算作慈善团的外围组织,没有直接加入慈善团,业务也不受慈善团董事会的监管或领导, 甚至地域也不限于旧城区, 但能收到慈善团的资助,可以算作以慈善团为核心的慈善群团的组成部分。1933—1936 年经常得到慈善团资助的主要有:上海医院、复善堂、安老院、残疾院、普善山庄、庇寒所、孤儿院、高桥三知堂、保产医院以及南区救火会。实际上, 整个民国时期都有很多慈善组织（最多的时候有50 多个）从慈善团获得经费支持。当然,这些组织并非每年都能得到慈善团的资助,其数额也不固定。

　　慈善团与上述三个层次中的慈善组织的关系并非恒定不变。有些组织可能会在三个层次中变动, 如新普育堂就是如此; 也有一些可能会从受助对象中被取消, 如普善山庄、上海医院等在1934 年以后就不再出现在慈善团预算表的补贴对象栏中。从慈善团的预决算表中可以看到,每年列入慈善团补助经费开支中的团体都有增加。

　　同时,上海慈善团还是上海邑庙董事会的成员,该董事会成立于1926年,由上海县公款公产管理处、上海医院、上海慈善团、上海市公所、整理邑庙豫园委员会、上海乞丐教养院等组成，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城隍庙的香火、房租、店租收入,以便补助给市内主要慈善团体。该会1937年的收入为67983元, 一共补助了19个慈善组织。因此,通过邑庙董事会的董事身份,慈善团还可以影响到其他许多慈善组织。

　　上海慈善团以自身所属组织为中心, 通过直接或间接向其他慈善组织提供资金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些团体的活动, 从而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通过此途径,上海慈善团在上海慈善界构建起一个同心圆式的多层次慈善网络,形成一个巨大的慈善群团,成为上海慈善界的翘楚, 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问题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

　　1912 年, 上海慈善团成立后, 上海市政厅要求慈善团董事会对上海慈 善事业进行统一规划, 上海慈善事业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 以慈善团为中 心, 出现了一个由慈善团体组成的同心圆式网络结构。 慈善团成立以后, 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接纳和新建一些机构, 组织起一个规模巨大的慈善群团。而民国时期, 在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闸北地区,也出现了类似上海慈善团的慈善群团,如仁济善堂和闸北慈善团等,都是由许多善团体组成, 拥有诸多产业, 并广泛开展各类慈善活动, 它们共同构成了 民国时期上海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海慈善团为代表的慈善群团的许多活动已经与传统的善举有所不同,对于与都市社会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社会问题, 如救济贫民、游民,对贫穷孩子的义务教育等都大力投入,其目的都在于通过教会受济者 一技之长或者掌握一定的知识, 让他们可以到社会上自谋生路,以摆脱贫困。慈善群团对于传统的放生、惜字以及救济贞节寡妇的活动比较消极,对于救济妇女等采取比较新的形式。另外, 慈善群团通过对其他慈善组织的大量资金援助,不仅扩大了善举范围,也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 使得以它们为中心的慈善网络不断扩大,影响远及周边乃至上海以外的地区。1927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实际上是各慈善群团的联合,也进一步推动了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上海慈善团的发展表明:小社区化现象在上海慈善界并不显著,近代以来民间慈善事业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大大发展,进一步扩展了其业务以及活动空间。通过对上海慈善团的分析,可以认为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界在上海慈善团的带动下, 出现了诸多新的现象, 这反映出积极救济、救人救彻的慈善观念开始成为慈善界的共识。 同时, 以上海慈善团为代表的慈善群团,积极应对各种都市社会问题, 为上海经济和都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贡献了力量,表现出中国传统民间慈善组织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发展中强大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阮清华《慈善群团与都市社会治理——以民国时期上海慈善团为例》，《近代史学刊》第24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