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典故]晚清慈善家余治的慈善传播创新

2022年9月29日10:16 来源:公益时报 选稿:马芸

  余治(1809-1874,江苏无锡县人)是晚清“江南善士圈”中的关键人物。他“专以挽回风俗,救正人心为汲汲”,毕生以劝善教化为己任,力行善事近五十年,善举包括办粥厂、设保婴会、办义学、编善剧、参与发起义赈,所救济者“不啻亿万计”,以至“大江南北无贤愚疏戚目之曰‘余善人’”。余治不仅自己行善,还与人同善,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以其为中心,以友人和师徒等私人关系为纽带,身份涉及官僚、买办和士人的慈善群体网络。

  草根出身的余治可谓是以一己之力整合各方资源成就慈善大业,他以编纂善书、绘图募捐、创作善戏等多样化方式,在慈善实践中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理念传播。

  善书汇编《得一录》

  《得一录》汇集古今善举章程,是一部善举章程资料集。与晚清其它同类型善书相比,《得一录》的资料更为丰富,堪称晚清新型“善举章程类善书”的代表作。

  该书于同治八年(1869)在苏州得见斋首刊,乃余治亲手勘定,是为十六卷本。内容上大致可分为救济与教化两大类,前八卷是与救济有关,后八卷与教化有关。从目录可以明显发现,余治关注最多的莫过于赈灾、保婴、义学、乡约、劝善剧。

  《得一录》是余治著作流传最广的善书,它的编撰完成标志着余治慈善救济思想体系的成熟。其编撰初衷是希望“事事可以仿行”,让世人仿效,便于复制推广,因此该书与其他纯粹劝善教谕类善书不同,极具实践性、针对性、直接可操作性的鲜明特色。后来的实践也达到了这样的预期,如经元善在光绪四年(1878)办理义赈事宜时,也指出《得一录》是“办赈扼要秘诀,过万分为难处,但取此数书详味,必能得一定办法”。

  《得一录》自首次刊行之后,各地多有翻印,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很多影响,使得余治的慈善理念传播的更广、更持久。就在当年,收录修身格言与善举资料的《几希录》重刊时收入余治所著《劝开粥店说》,并请余治为该书重刊作序。

  两年后的同治十年(1871),广州的爱育堂重刊。翌年,该书在时任河南布政使刘齐衔的倡导下,再次重刊于河南。光绪十年(1884),长沙宝善堂第一批刊布的善书包括《得一录》,将其视为重要的善举而特意进行。“作善无穷,此愿先从刊布善书起;善书亦无穷,此愿先从刊布《得一录》起……刊成之日,约计本省厅州县,每属分布一百部为度,多多益善,其次分布天下,每省以三百部为度。”当时刊印了多少呢?据当时宝善堂随书发行的一份启示记载,“本堂初刊《得一录》善书,板已印赠本省四千部,二次刊板,业印六千部,分赠天下。”后来因为捐项不旺,暂停印赠。而将初刻与二刻之板寄存于两家刻字店,“听其自行刷印出售”。即使不算两家刻字店后来自行印刷出售的部分,仅宝善堂刊刻赠送的即达一万部,数量相当可观。民国时期,余治的无锡同乡蔡文鑫、杨钟钰为劝行善举,振兴国家,重新编订《得一录》,并以《重订得一录》之名于1934年由上海人文印书馆印行。《重订得一录》较之原书,内容上增加了大量与江苏有关、反映民国时期新社会现象以及介绍外国慈善事业的文献。以教化为例,书中去掉了原书中大量因果报应的内容,增加了许多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想,而且每每辅助以西方之事例。

  图说善书“铁泪图”

  善书汇编的文本资料系统且详实,然而这种写作方式亦被批评“过于文理”或枯燥乏味。余治也意识到善书这一弊端,于是开始留意劝善方式的变通——图说善书,“图像挂幅,其感化比劝善诸书更捷更广。宜倩好手,绘善恶报应各图,刊刻传布,裱作挂屏,悬诸茶坊酒肆,或寺院庙宇……茶坊酒肆一日中属目者数十百人,较之以善书与人者,其广狭已殊,即不识字者皆可会意也。”图画使民众更易于通晓,传播更广。

  针对童蒙“每喜观图”的特点,余治辑著图说善书作蒙学教材,对他们按图说故事。同治七年(1868),余治重刊《学堂日记故事图说》,该书选辑善恶果报事例,下绘以图,以便讲解。

  为解决赈济款项的缺口,劝说普通民众捐助,余治还开创了以绘图方式募资助赈的新形式——“铁泪图”。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天,苏州、常州地区发生水灾,余治绘制《水淹铁泪图》二十四帧,“日泐数十函,乞救于远近富人。”同治三年(1864),为了让未受太平军袭扰的江北地区共同投入江南地区的善后工作,余治再次绘制《江南铁泪图》四十二帧。这四十二帧图中,第一至第三十二帧为太平军给江南造成的惨状,余治通过在太平军占领江南期间的所见所闻,诉诸文字、图画,以冀江北人民引以为鉴,并有所感触,再进一步协助江南重建工作。第三十三至第四十二帧为战后重建的景象,这十个主题也是余治认为战争结束后,最需优先解决的问题。

  绘图助赈的方式在往后的多次赈灾中得到传承和推广。“丁戊奇荒”之际,余治弟子谢家福等人延续余治作法,绘成《河南奇荒铁泪图》十二帧。其格式为“每图额以八字,前缀说十言,以申明之”,这种在图画之前加上八字标题、文字说明的形式,与余治《江南铁泪图》相符,甚至标题命名也颇类似。

  绘图募赈比文字更易打动人心,传播效果更是超过文字。俞樾指出,“当江浙陷贼时,君着《劫海过澜文》,又绘《江南铁泪图》,见者无不感泣。乡愚妇竖咸切齿腐心愿与贼俱亡。东南之底定,固由师武臣力,而君之书未始无功也”。《申报》记载,“《河南奇荒铁泪图》,大约取虽令铁人见之亦应下泪之义也……今此图一出,虽野老村夫妇人孺子,无不能阅,阅之亦必有因之感动者,其于赈捐必大有裨益也。”后来郑观应也刊印劝捐小册子以募赈,“丁戊奇荒”期间,他“刊送《奇荒铁泪图》《富贵源头》《成仙捷径》诸书,藉以劝募。”同时,以郑氏为核心的上海协赈公所“绘刊各图,先后募捐。重承四海诸君助赈殷勤,共成善举。”

  从余治所著《水淹铁泪图》,到谢家福所绘《河南奇荒铁泪图》,这种利用绘图及小册子以劝捐募赈的作法,是清末善书一个新的发展形式。

  创作善戏《庶几堂今乐》

  余治逐渐观察到一种传播“怪象”,文本和说讲形式的善书传播不再具有吸引力,并将其归结为“天下之物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余治也一直在寻找他自认为“最易入人心”的传播方式——善戏,寓劝惩之旨于戏剧之中。在他看来,上等人读书明理,中等人可看劝善诸书,善戏对一般识字不多的民众特别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其家乡无锡,期间,正值晚年的余治开始写皮黄剧本,是为《庶几堂今乐》,包括了28个剧本,所有剧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即劝善惩恶。

  余治不仅编写剧本,还亲自组织家班往返江南各地进行演出。那么,善戏的传播情况如何呢?在演出之初,剧本也曾受到过民众的欢迎,如陈去病在《论戏剧之有益》中记载:“梁溪有奇人余治者,独心知其意,尝谱新剧数十出,皆皮簧俗调,集优伶演之,一时社会颇欢迎焉。”同治十二年(1873),庶几堂出重金组建一个善戏班子到上海丰乐园演出,所演戏目,皆是“近时果报、劝忠劝孝、戒杀、戒淫”。在演出之前,上海积善局同人还在报上刊登广告,要求绅商“广劝同人随时往看,以资观感而启圣心。”

  然而后来因为经费短缺,善戏不得不作罢,剧本也久而散失。除《朱砂痣》一剧外,余治的作品在舞台上流传不广,还有个原因则是因为余治的劝善理念束缚了剧情的发展,很多立意不错的剧本被枯燥无味的说教破坏了主题和结构,瓦解了剧本的凝聚力,这成为余治剧本中的硬伤,正可谓“成也劝善,败也劝善”。

  《庶几堂今乐》对于“感化乡愚”、教化民众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述余治以演戏劝善之事,“又自撰院本,纠会数千金,以忠孝节义事演剧,名曰‘善戏’……第因之感化之者,亦复不少。”

  《庶几堂今乐》的思想亦曾得到官方的认可,一度搬入宫廷。朱家谱辑录的《清代乱弹戏在宫中发展的史料》中记载了《朱砂痣》在清宫廷中演出的情况,第一次演出是在同治十年正月初一日,其后同治十年七月、光绪二十二年也曾多次演出,仅宣统三年二月恢复承应戏后半年间,《朱砂痣》就演出了两次。此外,浙江总督杨昌浚曾嘉许之,谓可“通行各省”。光绪年间上海官府在余治逝世后曾令各戏班演出《庶几堂今乐》。

  《庶几堂今乐》是余治利用戏曲的新形式去完成其劝善本意的产物。他在创作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把劝善融合在作品中,以起到感化乡愚的作用。余治的善戏剧本虽然未能尽现人前,流传受限,但是它在京剧文学史上却具有开拓意义。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盛赞《庶几堂今乐》,“(余治)剧本的唱白,乃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皮黄调’的式样。这是他的足以自立于中国戏剧史上的一端。自他以前,所谓‘今乐’的剧本,一无所有,……自他以后,所谓‘今乐’的剧本,亦一无佳者。他这部《庶几堂今乐》虽不是什么伟大著作,在皮黄戏的历史上,其重要却是空前的。……自己创作的剧本除了这部《庶几堂今乐》,是绝无仅有的了。”

  说讲乡约与蒙学教材

  善书刊刻之后,贵在流通与阅读。光绪年间有人指出善书的一大弊端,“城市送善书易,乡村送善书难……盖有人送善书而无人读善书,与未送等。有人读善书而无人讲善书,与未读等。”有鉴于此,余治遂以说讲方式传播善书。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定都南京,余治禀请当道宣讲乡约,并著《劫海回澜启》。咸丰六年(1856),会苏、常诸绅士设厂招抚流亡,并赴各处宣讲乡约,著《乡约新编》。为了劝戒溺女,余治创作俚语新歌四处说唱,鼓励人们讲说报应故事。为增强劝惩效果,余治还主张讲说善书时多征引身边的人和事。他说,“讲说劝善新书中前言往行,或讲本邑故事,尤为信而有征,如锡金则有《梁溪前鉴录》,或《感应篇》《阴骘文》直讲图说,以及古今稗官野史中之足资劝惩者,均可随时演讲。”

  余治还提倡以善书作为蒙学教材,将劝化的触角延伸到孩童。余治受僧侣受戒、冠礼、乡约等方式的启发,加以变通设立蒙学馆,推广训蒙工作。余治提倡以善书作为蒙学教材,刊印《学堂讲语》《小学》《千家诗》,并编撰了《发蒙必读》《续神童诗》《续千家诗》《学堂讲语》《训学良规》《日记故事续集》等以劝善为主题的启蒙教材。同治九年(1870)夏,余治“应宗湘文太守(源瀚)之招,赴湖州筹办恤产、保婴各局,并请示厚嫁,以清溺女之源”,并携带相关著作至湖州。宗源翰对余治赠送其所编著的蒙书之情形,也持肯定的态度,责成乌程、归安、德清等地义塾使用这套教材。

  余治行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指向劝善与教化,他以劝人为善的意念为贯穿,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善的传播体系”。一方面,余治的传播方式已趋向多样化,不限于文字,还有绘图、诗歌、宣讲、说唱,并寓劝善于戏曲及蒙学之中。另一方面,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也增强了他在慈善活动中的动员能力,成就了他慈善“活动范围广”“事业规模大”的特点,成为“名遍于吴越间”的“余善人”。(据《江南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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