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日前报道，因猥亵至少6名女童学员，湖南省体操运动学校校长和一名副校长于2013年11月被刑拘。因为这篇报道，才知道国内有一个“女童保护”公益活动。报道说，“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认为，目前国内涉及防范性侵害方面的教育缺失。作为中国首个防范未成年人性侵害的公益组织，事实上，该项目前期精力也主要放在“防性侵”课堂宣讲上。

　　“防性侵教育”，中国儿童（主要是女童）又多了一项学习内容，他（她）们又增长了一门知识。这里绝无讽刺“女童保护”活动的意思；“女童保护”公益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女记者，发起人孙雪梅是京华时报的记者。性侵女童案频频曝光，在一次次重复悲愤情绪后，去年6月1日，“女童保护”发出了第一条微博，“女童保护”项目就此启动。

　　面对性侵女童案件频发的现实，“女童保护”活动是必要的，“防性侵教育”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防性侵”，防谁的“性侵”？多起案件告诉人们，防备对象是校长，是教师！最不应该扮演性侵主角的是谁？是校长，是教师！保护、爱护孩子，是教育者的天职；当然，任何一个职业群体都可能有败类，偌大一个国家，这么多学校，要绝对杜绝校园性侵案，可能做不到，但是，由教育者实施的性侵案在一个时期内如此频发，很难以偶然现象视之。

　　这些校园性侵案及海南万宁的校长开房事件，有这样一个共同点，教育界的一些居心不良者利用自己对年幼女童的支配地位实施性侵，实际上是把女童视为自己的“性福利”；这跟校园外的官员利用权力获得“性福利”的发生机制一致。在以权谋取“性福利”的群体中，这些校长、教师获取“性福利”的能力是偏弱的，获得的“性福利”是偏少的，但造成的祸害是最大、最不能容忍的。

　　“性爱日记”作者、原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在日记里提到那些女性时，都跟“玩”字联系在一起。一个“玩”字，道出这些女性(女童)在某局长、某校长眼里，并不具人的尊严和价值，仅仅是性福利的提供者而已。

　　很多时候，在社会生活的实际运作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权力和权力意识，很多制度设计是围绕权力而非权利进行的，利益分配，从权力核心到边缘呈递减状态；因此，这些女记者以个人行为参与的“女童保护”项目必然带有悲情而无奈的色彩，跟权力相比，这些女记者没有多少公共资源可以利用，她们目前所能做的，也只是“防性侵”课堂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