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授猥亵诱奸女生案，校方已经启动调查，当事教授已被中止导师资格。但一个问题还需要深入思考，究竟怎样保护女生的权利，让她们不再受到伤害？

　　假如此事最后的定性就是“诱奸”，那么，这名教授最多只能被行政和党纪问责，即开除公职、党籍，并不能追究法律责任。可是，这名教授是利用导师职权所进行的“诱奸”，这就不仅仅是诱骗女性那么简单，很有可能是其用职权威逼利诱，而受害的女生本人并不情愿（如果情愿，为何有女生在事后割腕自杀？），但事后碍于面子（考虑到家人）和自己的前途（能否顺利毕业、拿到学位、以及今后的事业发展、家庭生活），不敢报案，这从性质上应属于强奸案，但却被视为“诱奸”，于是加害者只违纪不违法，逍遥法外。

　　所以，不能简单就把这一事件的性质定性为诱奸，而应该由司法机关深入调查，还原真相——在“诱奸”女生过程中，这名教师有否胁迫、恐吓，是否违背女生意愿，在事后，是否威胁不得报案？虽然个中关系很复杂，但从保护女生的权利出发，必须调查清楚。另外，对于发生在师生之间的这种“诱奸”，我国的法律是否存在空白，也值得检讨。一些舆论呼吁女生增强权利保护意识，加强自我保护，这当然很重要，但如果遇到禽兽教授，利用各种手段要挟，处于弱势的女生，恐难逃出魔掌。

　　如何保护女生，完善法律，对当事教授进行严惩，只是一方面，更需要从制度上加以防患。我国大学目前至少缺乏两个基本制度。

　　一是禁止师生恋制度。在国外大学，从利益回避出发，是禁止师生恋的，一旦师生恋被发现，教师将离职。这一制度的好处在于，明确告诉所有师生，师生的关系界限在何处。可我国却没有这样的制度，有的老师，甚至就用职权威逼利诱学生发生、保持关系。

　　二是学生自治制度。在现代大学中，学生自治是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同样重要的内容，一方面，通过学生自治，学生可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学生自治，可以有效维护学生的权利，避免学生在校方、教授面前处于弱势。正是由于有学生自治，学生们并不会觉得自己在学校中处于弱势，而可以大胆地维权，对教授的逾越教师伦理的行为大胆地说不。

　　以上两个制度，从根本上说，就是约束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同时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制度。当前，我国大学对办学权、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受教育权，并没有明晰的界定，在目前的大学管理体系中，行政权处于最高的地位，受教育权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就这样，学生的权利被漠视，以人为本成为空话和笑柄。

　　在每次大学丑闻曝光之后，舆论都会以“师德败坏”一语蔽之，但这解决不了问题，大学的问题不能指望提高师德来解决。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需要大学完善大学章程，明确政府、学校、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建立平等的学校、教师、学生关系，防止在大学里产生行政特权和学术特权，以及教育和学术成为行政特权和学术特权谋求私利的工具。这才能真正尊重受教育者，才能保障每一名学生的权利。

　　熊丙奇（上海 学者）